3月初，美國能源部長里克·佩里在休斯頓舉行的第37屆“劍橋能源”會議主旨演講中指出，美國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的能源政策可以概括為“能源新現實主義”。筆者在會議現場見證了佩里的演講。這是美國政府高官首次在正式公開場合闡明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的能源政策。

佩里在演講的第一部分便鄭重提出：“我擔任本屆美國能源部長已有一年......我和一些能源部長及權威專家進行了一些探討，大家一致認為，能源安全為實現經濟繁榮提供了路線圖。美國就在遵循這個路線圖，也走過一些彎路。但是，如今美國堅定了未來的方向，那就是能源新現實主義”。佩里在接下來的演講中一共6次提及“能源新現實主義”。佩里著重強調的“能源新現實主義”政策的核心是通過推動技術創新，真正實現美國能源獨立。

佩里的演講可以歸納為兩方面：一方面，過去近十年以頁巖革命為核心的能源產業基礎創新已經徹底改變了美國的能源供需結構，顛覆了絕大多數美國人一直持有的“美國能源供應是不安全的”悲觀觀念。“從過去十年的經驗來看，技術創新可以讓我們懂得，發展經濟和保護環境是可以兼得的，這就是能源新現實主義的核心要義。”佩里如是強調。

另一方面，展望未來，“通過創新技術，從全球范圍內來看，我們可以實現煤炭清潔化利用，通過技術創新還可以開發出更多低碳的天然氣，化石能源整體碳排放量都會顯著減少。這就是所謂的能源新現實主義。”佩里再次強調。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內政部長瑞安·津克(RyanZinke)也參加了本屆能源周，他在主旨演講中強調了在美國本土生產能源以及與海外盟友合作生產能源的重要性;強調了能源生產應更環保、更經濟、更安全，美國能源行業的監管框架應該鼓勵、支持和激勵最優的能源生產，而不應成為負擔;承諾要實質性提升油氣基礎設置項目的審批速度。“以前那種審批一個項目需要數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他說。

從佩里和津克的演講中可以看出，美國在特朗普執政時期回歸化石能源、回歸石油和天然氣是一項長期且重大的政策調整;而且，回歸傳統化石能源不是特朗普本人的“率性”決定，而是在內閣和企業界層面均已經達成共識，這就是以更加務實的做法保障美國的能源供給，并以更務實的技術創新走低碳發展之路。這就是美國的“能源新現實主義”之路。具體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解析。

其一，美國拋出“能源新現實主義”，是本屆特朗普政府奉行的經濟“新現實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的視角來看，特朗普上臺已來，便果斷終結了美國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奉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路線，這條路線的核心在于，將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視為美國對外交往的基礎。在能源問題上，一直以來，美國傾向于與盟國建立全方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通過建立國際石油合作機制來保障能源供給。美國與沙特阿拉伯等產油大國的“特殊關系”，以及組織OECD國家成立國際能源署(IEA)，均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能源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奧巴馬執政時期達到了頂峰，此前在小布什政府“單邊主義”政策之下呈現過一段“反常期”。特朗普上臺后，發起“特朗普革命”，其目的不僅僅是要終結美國過去半個世紀的“新自由主義革命”，甚至還要終結美國自二戰至今的“理想主義”路線，或稱基于理想主義的全球化。特朗普極端務實的“新現實主義”路線在能源領域則可以解讀為“能源新現實主義”，說白了，就是更多依靠傳統化石能源和通過技術創新實現化石能源消費的低碳化，就是通過讓傳統能源產業煥發青春而帶動更多制造業的發展，從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讓美國經濟“脫虛向實”。

其二，之所以稱為“能源新現實主義”，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奉行“能源現實主義”政策的升級版。1973年因中東戰爭爆發的全球性石油危機使得美國經濟陷入“滯脹”的困境，時任美國總統卡特發表講話，表示美國未來要更加注重國內能源的開發利用、更加注重通過技術創新達到節能的目的、更加強調對中東石油秩序的維護，并以更大力度懲罰那些破壞既定國際石油合作機制的國家，這就是后來“卡特主義”的重要內容之一。

卡特和里根時期的能源政策可以稱之為“能源現實主義”。差不多30年過后，特朗普上臺，重新提出美國的能源安全要依靠美國人自己而不是國際合作機制，沙特等OPEC國家從根本上無法保障美國的能源安全。特朗普時期的能源政策可以看作是對卡特時期基于現實主義能源政策的轉型升級，由此，以佩里此次的演講為標志，“能源新現實主義”進入人們視野。

其三，“能源新現實主義”的內涵其一是通過創新重振化石能源雄風，其二是以更清潔的方式利用化石能源。正如佩里在演講中指出的，美國今后的能源政策將回歸到“現實主義”的政策上來，更多依靠國內能源，更多依靠技術創新(例如頁巖油氣的開發)來解決能源安全問題。同時，佩里著重強調美國不是要去除化石能源，而是能清潔、更高效地利用化石能源，要讓能源產業成為美國經濟增長的主力，解決更多就業問題。可見，美國因為頁巖革命成功，實質性改變了自身能源體系和結構，也實質性改變了全球能源戰略態勢和國際政治形勢。

其四，“能源新現實主義”將對全球能源治理乃至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帶來重大影響。在筆者看來，美國“能源新現實主義”本質上是一種“逆全球化”的政策，符合特朗普的執政理念。預計未來一個時期，美國將減少對中東、中亞、拉美甚至非洲等全球油氣富集地區的干涉和干預，將更多精力放在發展美國本國的能源產業上。中東北非、中亞和拉美是全球傳統意義上的“不安定區域”，一直以來，美國扮演者“全球領導者”角色，在上述地區保持力量存在以維持基本的秩序。隨著美國開始“獨善其身”，這些地區相應會出現“后美國管控”時代，新的全球格局下，新的管控力量尚未來得及填補進去，這可能將導致全球油氣重點富集地區的動蕩和紛爭加劇，從而給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帶來重大影響。

預計今后一個時期美國“能源新現實主義”將間接推動中國進入全球能源市場舞臺的中央。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油氣進口國，而中國和OPEC、非OPEC等傳統油氣生產大國的關系也將取代他們過去和美國、歐洲的關系。就全世界范圍來看，一種基于中國和全球主要油氣生產國的新型合作機制正在構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