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中也提到，美國國家安全局擁有一種名為“無邊界情報員”系統，這套系統以30天為周期，可以從全球網絡系統中接收到970億條信息，再通過比對信用卡或通訊記錄等方式，能幾近真實地還原個人的實時狀況。

　　云計算和大數據技術不僅使得人們現實行為大量地被虛擬成為數據，且強大的運算能力為存儲和分析這些數據提供了過去無法想象的可能性。因此，在大數據時代，遍布網絡上的那些普通信息一旦達到一定數量級或者一些看似不相關的數據一旦被整合起來，在大數據手段的綜合分析與深度挖掘下，就可能會泄露出關系到國家的重要信息，這無疑是一個全新而嚴峻的挑戰。

　　如何對“棱鏡”說NO

　　對于中國來說，“棱鏡門”最大的意義就是喚醒了中國的危機意識，現在我們已經開始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在網絡安全方面曾經失去的話語權。寧家駿感受最深的就是頂層設計的加快。

　　去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國安委”)正式成立。今年2月27日，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這兩個部門均由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掛帥，可以說明確顯示出我國對于加強網絡安全和建設網絡強國的決心。

　　“應該說一年來，我們有了比較大的改變，不僅成立了高規格的領導小組，又下設了一個強有力的辦事機構，同時也整合各個部門的職能，可以說在戰略上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寧家駿說。

　　而“棱鏡門”事件在產業中的影響力也已經開始顯現，政府機構、金融、電信、教育等涉及國計民生的重要部門、行業和企業在進行網絡建設的時候，都開始重視國產化和自主可控方面的問題。

　　但是，很多人會以為過去是因為我們大量使用的美國公司生產的網絡設備，而這些公司與美國政府合作才導致大范圍泄密和被監聽的問題，只要盡快進行國產化替代就可以解決“棱鏡”籠罩中國的問題，但在萬濤看來，事情遠沒有那么簡單。

　　“在已經公開的資料中顯示，微軟、雅虎、谷歌、臉譜、Paltalk、YouTube、Skype、美國在線和蘋果公司都有在配合‘棱鏡’計劃。但是，即便這些公司不與美國國家安全局合作，美國國家安全局依然可以黑進他們的系統取得他們的重要資料，只不過需要花費更長時間和更高昂的成本。比如美國國家安全局不需要找華為、騰訊或者中國移動合作，它可以直接入侵或者只需要從實體網絡鏈路上動動手腳。”萬濤說。

　　寧家駿和萬濤都認為，最根本的方法：一是提高主觀上的重視程度和防范意識，這不僅是某個部門、某個行業的事情，而是全社會每一個人都需要提升的；二是發展自己的產業，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掌握核心技術，這也是最根本的，因為只有自己的產品立得住才能真正擁有相對的安全。

　　“企業要自覺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當然政府也應該對任何與信息安全有關的企業進行審查，建立好全面監管的體系。”寧家駿說。

　　“網絡安全必須從頂層設計、戰略布局、安全文化的重塑、人才培養、產業振興等各方面從容不迫地循序漸進。比如，從法律上明確賦予國家機構和企業對于網絡信息安全所承擔的社會和經濟責任，并引入金融保險業等保障補償機制，大力支持用戶信息權益維權，這樣才能根本改善目前不太有利的IT治理現狀。”萬濤還提醒，要吸取之前美蘇冷戰和“星球大戰”的歷史教訓，兼顧安全與發展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