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充足、價格合理和清潔環保是能源體系中的“不可能三角”，不同國家采用不同的能源體系，新時代下，中國面對能源供應、效益和環保之間的矛盾，又如何找到平衡?

3月25日，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能源戰略研究中心編制的《建立新時代能源經濟體系，破除能源不可能三角報告》發布，通過四個維度包括能源市場、政策框架、社會與環境因素以及國際環境，分析如何建立新時代能源經濟體系。

報告顯示，中國能源市場化體制和監管政策已逐步建立，但目前能源體系還存在大量問題。主要體現在：能源領域市場化程度不足;能源體系監管薄弱;能源負外部性問題突出，能源結構亟待優化以及能源供給壓力與日俱增，能源安全問題凸顯等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鄭新業說，通過能源市場化改革，對自然壟斷的監管以及政策的優化，即使實現能源體系最優的效率前沿，也不能保證經濟増長、能源成本和清潔用能三者協調發展。要想實現經濟增長、生活水平與生態文明“兩個一百年”的目標，還需要在需求側降低重工業能源需求，同時在供給側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重視化石能源的清潔利用。

能源補貼龐大但不均，能源品替代問題被忽視

報告的研究結論顯示，中國能源體系建設面臨多方壓力，能源的安全性、經濟性和可持續性難以協調，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目前中國能源供需總量不平衡，能源供應緊張的局勢在短期內難以緩解，供給壓力日漸增大。另一方面，中國能源供給在很長一段時間仍以煤炭為主，環境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壓力大。

從需求側的產業結構看，中國能源需求和消費的主力仍集中于制造業領域，制造業能源消費占全社會能源消費的比重持續大于55%，企業保持價格競爭力的壓力大。

由于過去幾十年中，能耗的堆砌型發展是經濟模式的主要特征，高耗能行業能源需求占比超過一半，因此中國能源強度轉型壓力大。

能源資源存在錯配，高能效電廠僅獲得了較少的發電小時數，而供電煤耗高、供電能源效率低的“落后”電廠卻獲得了較高的發電小時，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也有悖于節能減排的要求。

從貧富角度看，地區發展與節能減排存在兩難選擇。相對而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能夠很好地處理二者之間的沖突，但不發達地區協調壓力大。同時，能源消費人群間差異顯著，體現在富人現代能源消費高于窮人，窮人傳統能源消費高于富人。但另一方面，中國能源補貼龐大，高收入群體由于消費量更高，所得到的能源補貼也就更多因此更多的補貼給了高收入群體，能源補貼不均。

此外，隨著中國能源缺口擴大，數量風險和價格沖擊壓力也相應增大。中國能源需求在全球比重不斷提高，形成買方寡頭的趨勢，這意味著中國在全球能源貿易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國際能源價格波動對國內能源價格影響有限，但國內能源信息的發布對于國際能源產品價格卻有重大影響，鄭新業建議，政府機關應高度關注并評估信息發布對能源品市場的影響。

目前，中國已初步建立了能源領域市場體制與監管框架，煤炭、電力、天然氣、成品油等市場化改革正在推進，有成就但也存在問題。

鄭新業進一步指出，有一個能源基本問題常常被忽視，即能源品的替代。在能源替代過程中，一些基本問題往往被忽略，以“煤改氣”為例，在提高天然氣占一次能源消費中比重的過程中，天然氣管道等基礎設施不完善、天然氣價格過高、政府補貼不足等政策和市場因素都會影響能源品之間的相互替代關系，因此能源品之間的替代關系需要高度重視，以加快能源結構轉型步伐。

中國能源國際定位失準，紅利挑戰參半

報告提出，從能源市場體系建設上看，當前電力市場改革并不充分。以省為單位建設電力市場的改革局面有待突破，對市場勢力和串謀問題的重視程度也有待提高，并且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大而理直氣壯。

在油氣行業，石油行業的壟斷格局尚未改變，東北和西部地區的省份尤為突出。進入石油行業的門檻仍然很高，石油市場改革進展緩慢。與此同時，天然氣充分競爭的市場框架也尚未建立，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石油公司依舊寡占市場，市場監管機制還未跟上，也相應缺乏對城市燃氣這一雙頭壟斷企業的有效監管。

從能源政策體系看，國內反壟斷政策匱乏，自然壟斷監管工具單一，監管能力急需提升，除山西發電聯盟壟斷案，發改委推行的煤炭行業限產政策亦屬于政府造的卡特爾。

此外，新能源政策亟待完善，目前財政補貼缺口巨大;但大量補貼還給予了污染性較強的化石能源。其他社會政策致使能源價格無法反映能源成本，或加劇能源過度消費和環境問題也亟待整合，如上述提到的交叉補貼的累退性使得高收入人群得到的補貼高。

從國際視野看，中國對自身作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和能源貿易國的定位不清，低估了自身在全球能源體系中的影響。相比于過度關注能源定價權，中國更應該關注于能源供應是否充足，能源品價格的穩定以及全球能源政策的協調。比起關注財務風險，還應注意政治風險、外匯風險、環境保護風險、勞工標準差異、資源開采、反壟斷，自然壟斷監管、環境和氣候變化政策、產業政策、社會政策等因素。

鄭新業認為，上述存在的問題，既是能源經濟體系轉型的問題所在，也是改革紅利的潛力所在，通過改革，能源經濟的紅利就得以釋放。如圖所示 ：

犧牲經濟增長，調整產業及能源結構

對于上述問題，報告也提供了相應解決方案。

針對市場體制改革，以電改為例，除了對自然壟斷的科學監管(監管能力，工具)，監管被監管者(對高耗能產業實施優惠輸配電價)，還應停止“增量配網”大面積展開以確保電網的完整性。同時要有獨立的調度和交易機構，推動競爭性的輔助服務市場、競爭開放的售電市場以及推進區域市場建設。

在能源政策方面，報告則建議政府建立普遍服務基金逐步取消交叉補貼，將交叉補貼與“低保”制度相結合并還原能源商品屬性。另一方面要改革能源領域“央地關系”和能源領域的政府機構設置。鄭新業進一步指出，在社會和環境層面，一方面需要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這意味著我們要犧牲一部分經濟增長，而供給側也要調整能源結構，實現節能減排。這一過程中政府應配套財政改革，如優化環境稅安排增值稅率差異化改革、優化碳市場安排。另一方面要注重國際能源合作，高度關注能源供應國的供應能力建設與穩定。

“具體的措施包括：建立‘中日韓’東亞能源經濟共同體，建立‘中印’能源合作關系，建立與IEA深度合作關系以及推進中俄及中海合會合作”，鄭新業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