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要總結互聯網20年成功經驗

    1、互聯網20年成功經驗要不要總結？

    要不要總結互聯網20年成功經驗，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這里說的互聯網20年成功經驗不同于經濟改革的20年經驗，互聯網恰恰是在傳統視野之外，自己土生土長出來的東西，屬于“人民群眾的偉大創造”。經驗表明，一旦脫離群眾就會容易犯官僚主義、本位主義等，各種設想就會脫離實際。“十二五”規劃中許多地方規劃與實際經濟發展水平相差甚遠，就是與此有關。我認為互聯網20年對此總結得極為不夠，這不利于我們面向未來，真正領導好互聯網這場偉大革命。

    總結互聯網20年取得的成功經驗，首先面臨要處理好“尊重人民群眾的偉大創造”與“加強領導”二者之間的關系，不能只講一個方面。只有真正認識到這一點，認真總結其中經驗，上升到一定高度，我們才能因勢利導地把自下而上的力量與自上而下的力量有機結合起來，做出一番大事業。

    2、互聯網值得總結的“異軍突起”現象

    互聯網20年中屬于“異軍突起”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20年來，中國形成了一批世界級領先的互聯網企業，為網絡大國向網絡強國邁進，奠定了堅實的產業基礎。無論從世界互聯網企業前5、前10還是前25的排名來看，中國互聯網企業都穩居第2，這是互聯網強國取得的成就。總結英國工業化的成功，不總結東印度公司的經驗，總結美國工業化的成功，不總結洛克菲勒等的經驗，總結日本工業化成功，不總結豐田經驗，都會抓不住要領。同樣，如果不能總結出中國互聯網企業的成功經驗，也難說能把握住撬動互聯網的杠桿。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互聯網企業取得的成績，是在國家幾乎沒有直接投資，不具備行政壟斷條件，也沒有列入規劃的情況下取得的，這方面和國家正在向中央企業提出做強做優的處境和背景有著巨大的差別。“十三五”期間，互聯網企業的總市值將超過電信運營商的總市值，在這樣的發展勢頭下，認真總結經驗對于我們做好相關產業規劃內容提升相關企業的市值和競爭力，將大有裨益。

    第二，互聯網產業正在成為中國產業創新的領跑者。創新是中國成為創新型國家和互聯網強國最稀缺也最需要的東西。中國互聯網產業的發展，是民營企業在風險投資、企業家精神和互聯網思維驅動下銳意創新取得的成就。中國互聯網的創新在于大氣魄的創新，在于克服大的艱難困苦，開創大的局面，創新大的模式。互聯網產業的鯰魚效應，正在刺激電信業、銀行業等許多產業加快創新步伐。互聯網產業作為年輕人的事業，在中國激發了大眾創新的熱潮，點燃了年輕一代的夢想，推動著中國未來的大繁榮。

    第三，互聯網正在成為民生先導。以應用為導向，善于發揮中國市場的優勢，中國互聯網產業是在市場驅動下形成和壯大的。互聯網幾乎本能地與小微企業、創業者的命運綁定在一起。如何從市場自身發掘出這種促進民生的正能量，是需要總結互聯網的原因之一。

    第四，中國互聯網產業正自下而上形成東方特色。例如強調社會資本（關系和信任），同時中國互聯網文化產業發展不同于歐美，以網游、娛樂等為代表正在形成具有東方色彩的“酷”（COOL）產業，并已形成一定的軟實力。

3、互聯網帶來的意料之外的收獲

    除了過去人們對互聯網的一般總結之外，我認為互聯網在國民經濟和社會中發揮的作用中主要有：一是提高經濟發展質量。例如， 支付寶這樣的創新在美國和其它國家沒有， 是中國的獨創；互聯網金融的創新明顯提高了小微貸的經營水平， 刺激銀行從三大貸款（ 大城市、大企業、大項目貸款）轉向因小而美、附加值更高的差異化經營，促進了銀行業服務水平的提高。二是推動了中國經濟的服務化進程，推動經濟的整體轉型升級。互聯網促進了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其中以平臺化、生態化為特色的電子商務支撐服務業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深刻改變了流通業的面貌，改變了中小企業發展的商業環境。改變了國人的消費習慣，也創造出許多新的服務業態。三是促進了分享型經濟的發展，形成商業生態系統。以平臺免費、增值收費為代表的分享型經濟正在興起。此外，互聯網發展還推動了諸多產業的轉型升級。推動了智慧產業發展，為弱勢群體的夢想實現創造了新的產業機遇等等。為什么互聯網20年發展會取得很多讓人意想不到的成就，說明我們要善于 “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借助群眾的力量，發揮群眾的創造性，這是對互聯網這種新事物合理的把握方法。只有我們從實踐中真正發現了規律，總結出規律，才能站在前面加以領導或引導。同時摸著石頭過河，與這些年農村改革理論與實踐的結合起來比較，我們規劃互聯網的預見性和貼近實際的程度都有待進一步提高。

 

大眾創新是中國互聯網關鍵成功經驗

    1、以互聯網企業強大為代表的中國互聯網20年重要成就，集中在一點，就是大眾創新一部中國互聯網20年發展史，也是一部大眾創新的歷史。所謂大眾創新，相當于我們以往說的“人民群眾的偉大創造” 。用網絡語言說，就是草根創新。大眾創新不同于熊彼特式創新。熊彼特認為創新是科學家和航海家的專利，而費爾普斯則認為，自下而上的大眾創新，對于未來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至關重要。大眾創新所實現的夢想具有特別之處—— 互聯網不問出身， 無數的馬云們在創業之初，都不過是小小的草根。唯其什么也不是，那么多象馬云一樣的“小混混”，在這20年中通過互聯網實現了自己的愿望，更顯示出大眾創新特有的魅力。

    2、互聯網為中國創造了一種新的歷史經驗中國互聯網甚至中國創新的未來，無疑將是大眾創新的未來，大繁榮的未來。總結互聯網成功經驗，主要是為了從中找出未來大繁榮的規律和線索。

    從全局看， 美歐創新正在趨緩， 可供中國模仿的創新越來越少，中國越來越需要自己來創新。從這個意義上說，互聯網最大的貢獻，還不在于產業本身的發展，而

在于它為中國創造了一種大眾創新的新歷史經驗。

    中國的工業化還有6年左右將基本完成，之后各行各業都將成為互聯網業，如果制度創新跟得上，互聯網的未來將成為各行各業大眾創新不斷擴散漫延的未來。之后的大繁榮，將與歷史上美國的大繁榮有所不同。不同之處在于，同是自下而上的大眾創新，費爾普斯總結的美國經驗的大眾創新，在于先通過風險投資和知識產權，把大眾轉化為精英后，再實現其創新。互聯網給中國帶來一個不同的制度創新的機會。這種制度創新可以使大眾不需要轉化為精英，在草根狀態就直接創新。帶來這種變化的契機，在于互聯網上的分享型經濟。

    如果忽略這樣一個關鍵問題將是非常可怕的，這就是資本可復制與不可復制的區別。如果生產資料（如開發工具）可以復制，創新門檻會驟然下降，各種微創新就會如雨后春筍般成長。百度、騰訊向開發者開放了開發工具，推動了大眾創新，有利于使創新的主體從國家、企業（企業家）的門檻降低到家庭和個人，有利于費爾普斯所說“大繁榮”的出現。其次，網商、創客、3D打印等興起，促進了參與式就業，即勞動者通過分享獲得以生產資料為代表的機會，降低了實現夢想的門檻，在初次分配中就實現包容性發展。這就不是國家驅動（包括科技部門驅動、產業部門驅動），也不是企業驅動，而是人人驅動了。中國夢只有做到這個份上，才算做到位。

    3、發展互聯網需要進行制度創新

互聯網本身就是創新的產物，發展互聯網需要大的制度創新。一是建立創新機制。創新最大的問題就是風險大，創新機制的核心是要為創新者有效分散風險。中國的風險投資現狀是有投資人，但沒有風投市場（如納斯達克），繼續下去就會導致互聯網創新者紛紛離開中國，到境外上市。這個問題應解決，現實一些做法是可以先把VIE完全合法化。二是創新本身的創新。以往創新是熊彼特式創新，強調企業家、專業研發人員在創新中的主導作用，這些都需要堅持和發揮，但具體到互聯網上，還需要相反的大眾創新模式。三是對創新本身的創新，也就是對大眾創新模式的創新。費爾普斯模式很好解釋了美國、英國為什么繁榮，我們需要的下一步創新是求解中國如何比美國英國更繁榮。費爾普斯模式僅定位于產品，表現在他主張用知識產權保護大眾創新，這一點在現在仍是先進思路；但等到互聯網一旦大爆發就會過時，因為這種模式不如另一種模式賺錢更狠更猛，這就是以云計算為代表的服務模式。在服務模式下，產品免費可以照樣賺錢，而且賺得更多。這種大眾創新與費爾普斯模式最大的不同，是草根不用先轉化為精英再創新，而是分布在一線崗位就可以創新。這與互聯網將智能配置在分布式的一線創造價值，是完全相匹配的制度創新。海爾這方面取得的經驗也值得我們重視。

    普斯認為，中國創新發展或比美國快。這是可能的。中國需要創造更加適合的制度條件，鼓勵比美國更低門檻的大眾創新。一旦中國創新門檻低到連大眾都可以實現夢想，天必會降大繁榮于中國。這是英美主導的整個工業化時代人們想都不敢想的夢，希望它是中國夢。互聯網的未來，很可能是中美兩國的大眾創新競賽，比誰的創新門檻低，比誰的創新發展快。費爾普斯認為，中國創新發展或比美國快。這是可能的。中國需要創造更加適合的制度條件，鼓勵比美國更低門檻的大眾創新。一旦中國創新門檻低到連大眾都可以實現夢想，天必會降大繁榮于中國。這是英美主導的整個工業化時代人們想都不敢想的夢，希望它是中國夢。

 

 

姜奇平

    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書長、同時擔任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第一屆國資監管信息化專家組專家，中國信息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電子商務協會常務理事、數字論壇成員。他是“網絡文化叢書”作者，是我國網絡起步時期最早的啟蒙者之一，被《硅谷時代》評為“帶領我們走向數字時代的20位中國人之一”。

    著作包括：主編“數字論壇”叢書、“硅谷時代”叢書（聯合主編）、“直面電腦”叢書；著有《21世紀網絡生存術》、《知本家風暴》（合著）、《數字時代的人與商業》、《數字財富》、《新商業模型》、《新知本主義》、《體驗經濟》、《創意經濟新論》、《長尾戰略》（獲2007年度中信暢銷書作者獎）、《電子政務行政生態學》（合著）、《信息化測算的理論與方法》（執行主編）；翻譯《浮現中的數字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