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同濟大學發展研究院和新華社中國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主辦的“2017中國產業園區持續發展論壇” ，不久前在中國金融信息中心舉辦，此次論壇主題為“新時代新探索：法制、體制、機制”。論壇上，國務院新聞辦原主任、浦東新區原黨工委書記趙啟正同志圍繞產業園區法制、體制、機制的主題，與大家分享了浦東新區開發和管理的經驗和體會。

　　在1996年1月，美國的第四大報紙《波士頓環球報》發了一篇超過半版的文章，還配了一幅漫畫，題目是“我們該怕中國嗎”？這個作者寫道：“我訪問了上海市的副市長趙啟正，他坐在舊式的沙發上操作著新式的多媒體，向我們介紹了一個野心勃勃的浦東開發計劃，假如在他有生之年能夠實現的話，中國就不僅是政治大國、技術大國，也是經濟強國了，我們該怕中國嗎？”實際上，這是最初的中國“威脅”論的草稿，里面作了很多論證，覺得中國還是有可能威脅他們的。因此還配了一張漫畫，用筷子夾著油炒的美國國旗。我給總編寫了一封信，說1995年是戰勝法西斯五十周年，中美曾是盟國，在這個時候我們理應提升中美關系，但你卻發表了這樣的文章和漫畫，我希望你能刊登我的不滿。結果，他居然就給登報了，加了一個標題“中國人不喜歡弱肉強食”。

　　美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他曾經來到上海，說“浦東開發的結果，很可能就是一個‘波將金村’”，大家知道俄國葉卡捷琳娜二世時的波將金村是只建了墻壁的一個假村莊。我想請他回來看看，不過他不幸去世了。當時西方媒體說浦東新區開發是一個口號，不是一個行動，我們不斷地向外界表達實際的進展，現在這樣說的就比較少了。

　　浦東開發體現為硬成果和軟成果兩方面。凡是用數字描寫的，我管它叫硬成果。對于浦東的硬成果，我只說一句，到2009年并入南匯之前，浦東經濟規模相當于1990年整個上海市經濟規模的兩倍，這里是去除了通貨膨脹因素，并且產業結構是遠遠好于當時老上海的。

　　浦東開發的軟成果是不能用數字描寫的，也就是我們說的法制、體制、機制。浦東開發不只是項目開發，而是社會進步；浦東開發不僅吸收世界的資金和技術，還吸收了世界的智慧；法規和規劃先行，避免因為更換領導班子，而較隨意地變動規劃；各種項目中，金融、基礎設施和高新技術先行；一流的黨建帶動一流的開發，勤政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資環境。這些軟成果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涵。

　　產業園區是“一帶一路”的重要基地

　　十九大報告說得很清楚，中國將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的作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一帶一路”就是中國智慧和力量的體現。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

　　2016年，中國企業輸出資本1380億美元，同比增長44%，成為全球第二大的對外投資國，這是很了不起的。我們開放初期沒有想過我們會輸出資本，那時我們都是拼命地吸收資本。實現好“一帶一路”倡議不容易，會有很多障礙。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和美國總統特朗普會談之后，我帶了一個高層智囊代表團去美國，在紐約和美國的亞洲協會跟當地的智庫做交流。陸克文是原澳大利亞總理，現在他在美國當教授，是亞洲協會的副主席，他以一個既不是中國人又不是美國人、做中美之間橋梁的姿態出現。他說，你們搞“一帶一路”那么大的計劃為什么？比馬歇爾計劃還大三倍！沿途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怎么應對？項目的金融服務怎么做？到底準備花多少錢？項目是中國自己管理，還是移交，還是中國擁有？中國操作的透明度如何？美國可以充當什么角色？他還說，美國一定會繼續提出尖銳的問題。盡管，在座很多企業都有“走出去”的經驗，但我還是比較保守地說，不知水深淺，先要探測，再謹慎下水。去年，我到非洲去了坦贊鐵路的達累斯薩拉姆車站，非常干凈，但售票站不開，怎么回事？運行班次很少，一個禮拜開兩次慢車，好像效益很不理想。

　　“一帶一路”倡議是國家“走出去”的一條優先路徑，是中國智慧的表現，是大國外交和經濟外交相協同的做法，所以需要大家支持，需要產業園區的支持。但走出去的過程中，如果想摸著石頭過河，石頭在哪兒還得找一找，比如去看看我們以前在外面做的這些項目，有很多成功的，也有不那么好的。所以說，“一帶一路”，我們產業園區的確是一個基地，是“走出去”的根據地，但怎么走？下次論壇還可以更集中地討論。

　　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能力和競爭能力，產業園區重任在肩。我們正由一個高速的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的發展階段，處于轉型期。對同濟的產業園區研究工作我贊賞，也很支持，希望“同濟100強”能夠做得更好，做得像財富500強一樣有名望、有權威，那樣它對于產業園區會有鼓勵和導向作用。同濟100強要出名，還得把分子做大一些——調查的企業再多一點，希望同濟大學能成為產業園區研究的一家權威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