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發展進入新階段

2016-05-13 13:41:26 大云網　點擊量：評論 (0)

城市是我國各類要素資源和經濟社會活動最集中的地方，城市發展帶動了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城市建設成為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引擎。2015年12月20日至21日，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是時隔37年，我國再次召開中央

城市是我國各類要素資源和經濟社會活動最集中的地方，城市發展帶動了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城市建設成為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引擎。

2015年12月20日至21日，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

這是時隔37年，我國再次召開中央城市工作會議。

根據會議精神，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城市工作將堅持以人為本、科學發展、改革創新、依法治市，在“建設”與“管理”兩端著力，轉變城市發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體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著力解決城市病等突出問題，不斷提升城市環境質量、人民生活質量、城市競爭力，建設和諧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現代化城市，提高新型城鎮化水平，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城市發展道路。

會議指出，要加快智慧城市建設，打破信息孤島和數據分割，促進大數據、物聯網和云計算等信息技術與城市管理的融合，打造維系城市運行的“超級大腦”。

智慧城市是繼工業化、電氣化、信息化之后，當今世界城市發展的新趨勢。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新形勢下，建設智慧城市既是主動適應經濟新常態，提升城市承載能力的現實需要，也是積極引領經濟新常態，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的戰略抉擇。

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的再次召開讓智慧城市發展從此步入“國家戰略清晰化，部際推進協調化”的新階段。

根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我國已經有近600個城市在進行智慧城市試點，總共計劃規模超過萬億元。而住建部正在制定中的“十三五”規劃對智慧城市的投資總規模將逾5000億元。從實際效果看，智慧城市在城市交通、醫療、政務管理等領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也應該認識到，我國智慧城市的建設也面臨許多問題，比如頂層設計不合理，特別是缺少市民的互動與參與；建設模式過于粗放，對經濟成本和后期商業模式思考探索不足；智慧城市建設與生態城市、人文城市等以人為本的歷史傳承和生態文明銜接互動不足甚至脫離；與之配套的體制和機制缺失，數據信息共享成為難題；重建設不重運營的現象普遍存在，造成資源的嚴重浪費。

今年是國家“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智慧城市該如何建設、推進與發展？

首先我們應該看看我國“十三五”面臨的基本形勢。

從全球看，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以及社會信息化在不斷深入發展，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具體到國內，社會經濟進入到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階段，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細化、結構更優化的階段演進的趨勢更加明顯，新的增長動力正在孕育形成，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局面正在形成。

但與此同時，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粗放、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突出，經濟增速換檔、結構調整陣痛、動能轉換困難相互交織，面臨著穩增長、調結構、防風險、惠民生等多重挑戰。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城市所承擔的功能更多，管理的邊界更大，遇到的問題也更加復雜，因此智慧城市所要解決的問題和發展重點自然與國外不同；更何況我國地域遼闊，不同城市有不同的生產水平、治理水平和需求，而且差異很大。

在規劃和建設上，智慧城市必須結合以上實際和各地的具體需求，應本著“一城一策”的原則切實解決內涵、使命、重點、路徑和模式問題，打造中國特色的新型智慧城市發展模式，切忌簡單復制，照搬照抄，也不要貪全求大。

而且應該認識到，我國當前還不具備大規模開展智慧城市建設的綜合條件，只能是現行在基本具備相關條件的城市進行試點。在具體措施上，智慧城市建設領域的專家、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數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振強給出了自己的建議。

智慧城市是一個“巨系統”工程，只有科學的頂層設計才能避免條塊分割、各自為戰的局面，這一點應該得到足夠重視。智慧城市頂層設計應包括兩個層面：制度層面的頂層設計（解決體制的不協調）和技術層面的頂層設計（打通技術壁壘）；以此解決理順體制機制、明確建設主體、數據資源共享以及投融資暢銷機制等問題。

從城市發展戰略出發，智慧城市的構建，應定位為智慧型戰略新型產業的培育和有機生長綠色低碳城市形態的合體。并將智慧城市作為經濟引擎來打造，才可能避免智慧城市創建流于表面、成效不足和缺乏市場活力。城市可以依托自主創新示范區、高新區、經開區、軟件園、服務外包園、職教城、新城（區）和內城重點商圈等，按照產城融合的規劃理念，充分汲取市場創新的鮮活實踐，設計與智慧城市需求相適應的產業定位，編制有效的智慧城市產業專項規劃和招商導則。

智慧城市面向的主體主要是城市政府、城市居民和城市消費，因此，合理、有條件開放與公眾消費相關的領域（如民用建筑、交通、旅游、醫療和教育等），讓市場主體有效參與，能夠促進智慧城市應用型消費服務的成型。與市民緊密相關領域的有效適度開放，有助于市場主體將應用理念和技術路徑得到充分的實踐，有利于催生新型消費方式，同時對政府簡政放權和國企改革提供啟示。

資金層面，與城市地方財政收入相比，特別是在地方債務風險控制的背景下，地方城市創建智慧城市的資金保障存在短板。而智慧城市由于集成了城鎮化、工業化和信息化三化領域的政策設計和實踐創新，均為智慧城市融資提供了思路和跨界設計的可能。政府在優先保障公共性產品服務購買的前提下，實施多元金融組合，設計配套政策激勵金融業和投資界等參與盈利性產品的投資，如互聯網金融、PPP融資模式等。

智慧城市作為融合了城鎮化、工業化和信息化的創新體，從理論基礎、技術研發和創新實踐都處于萌芽階段，不是單項技術、管理和政策創新，而是系統性、多學科和綜合性的集成解決方案，是一個“巨系統”工程。因此，引入智庫機制，加強知識創新傳播，非常有助于加快與城市發展節奏與需求的對接，形成有效的“問題、目標、對策、方案、驗證”閉環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