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政策含意

本研究重點討論了廣東電力市場設計的四個關鍵問題：

如何確定平衡區域的“邊界”是廣東電力市場設計的關鍵和敏感議題。允許鄰近省份的發電企業參與廣東的電力批發市場，會增加廣東的電力調入量。增加外購電會減少廣東省的用電成本和發電排放，同時降低在廣東維持目標水平所需的稀缺價格或容量支付金額。然而，較多的外購電也會減少廣東省內發電企業的凈收入，并導致經濟租金向相鄰省份的凈轉移。市場驅動的高電力調入也會因為產生明確的機會收益而給周邊省份的電力價格和二氧化碳排放帶來上行壓力。

這些在某種意義上都是“經典問題”，因為在世界各地的高質量資源中心和負荷中心之間，這些問題常常出現。通常需要通過協商來解決這一問題。例如，對于廣東來說，較高的外購電水平會給省內發電機組帶來不利的收入影響，解決方案可以是向本地發電企業提供某種補償，最好是通過建立像容量市場這樣具有競爭力的定價機制。一個更經濟有效的解決方案是通過一個覆蓋整個南方電網的區域批發市場，使其他省份的發電企業能夠更充分地參與廣東的資源平衡，并可能降低向發電企業稀缺支付產生的總成本。

對外來電的高度依賴可能會增加廣東的市場價格波動，因為廣東外調電的很大一部分是水電。這種波動性目前通過計劃發電機組的運營時間來平抑。但在市場環境中，包括發電企業和需求側——電網公司和競爭性零售供應商——都將受到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

促進更高比例的外來電也需要解決輸電成本及其分配問題。目前，跨省和區域間的輸電費用已算入到網電價。解決輸電成本的最經濟有效方法是將其定價和分配與批發市場分開。這意味著在各省之間要基于邊際成本來確定調入/調出(凈交換)規模，而不是基于平均發電成本和輸電成本。在理想和現行做法之間，還有其他的短期選擇，例如輸電權，用于分配省間傳輸費用和在各省之間進行更經濟的調度。

市場化轉型可能需要解決對發電商凈收入的影響。與中國許多沿海省份一樣，廣東有三種條件導致當前(參考情形)和市場成本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1)較高的本地平均上網電價;(2)現有調入輸電能力的潛在利用不足，表明以經濟因素考量外調電力規模應該增加;(3)較高的調入水平下，過剩的發電能力足以滿足最小成本與可靠性標準。在不考慮煤炭價格顯著上漲的假設下，這些條件表明，沿海的平均市場價格將大大低于目前的平均標桿上網電價水平。

市場價格的降低可能會使廣東省和其他沿海省份發電企業的收入更接近其邊際成本。然而，凈收入也可能低于現有發電公司保持支付能力的固定成本要求，這可能會導致他們為滿足環境合規性要求而去封存或退役滿足系統可靠性要求所必須的機組。如果需要從能量(以及輔助服務)市場中獲得額外的收入來解決發電機組的“收入短缺”問題，必然會面臨著具體采用何種措施的抉擇。這項挑戰絕非廣東或中國獨有。美國所有有組織的電力市場都采用某種形式解決過這一問題，這方面的國際經驗有例可循。

在解決實際收入高于市場均衡價格這一問題時，必須將與市場過渡有關的補償與和可靠性或環境屬性相關的支付分開。由于在廣東運營的所有發電公司實際上都是國有的，因此可能沒有充分的理由向發電企業提供市場過渡支付，以補償他們的部分(甚至全部)資產賬面價值。

在支付可靠性和環境屬性方面，如果周邊省份的發電商和需求側資源能夠保障廣東的電力服務，競爭性定價機制——例如容量市場或保障可靠性的稀缺備用定價和清潔能源的購買義務——可以降低廣東消費者的成本。但是這可能會導致省內電廠收入降低，還有可能將經濟租金轉移到鄰省。因此，這種機制設計應從政治層面來考量，需要特別謹慎。

環境監管是電力市場改革的重要考慮因素。珠江三角洲是中國三個需要在2017年前實現 PM2.5濃度大幅度下降的地區之一。然而，短期內電力市場改革可能會增加該省的燃煤發電，這不利于實現空氣質量目標。因此，確保電力市場改革結果與空氣質量和溫室氣體減排目標一致，是能源監管機構和環境監管機構需要共同解決的重要問題。

一直以來，中國對發電廠排放的監管主要集中在單個發電機組的排放標準(末端治理或煙囪準則)。然而，要達到污染濃度目標和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就需要改用零排放的發電機組。但是，目前國內對電力轉型最適宜機制的討論，諸如碳市場、排放稅、清潔能源采購義務等，仍處于相對初級的階段。

廣東電力市場改革的最大好處，應該是其長期效益。中國電力市場改革帶來的潛在短期成本節約，大部分是從發電企業向消費者的成本轉移——這實際上是以前計劃經濟和未完成的改革的遺留問題。從長遠來看，市場改革的最大好處則是由短期運營和長期投資的經濟框架所帶來的運營和投資效率的改善和提高。市場價格可以幫助優化新電源和儲能投資的水平和構成，以及需求側資源的充分參與，為市場提供充足的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