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套火電建設滯后、調峰能力不足

據記者了解，酒泉風電困境絕不僅限于通道。

“全國棄風形勢均在扭轉，酒泉情況雖也有所好轉，但為何遲遲趕不上全國平均水平?”一位資深專家說，“要知道，這些問題是在長達10年的建設中積累而成，一朝一夕怎可解決?酒泉如不正視10年來的盲目開發歷史，未來恐仍難化解消納問題。”

這段歷史，酒泉電視臺副臺長秦川等人編寫的《風起酒泉》一書或可佐證。2007年，酒泉一口氣批準380萬千瓦新增風電裝機，而當年全國新增裝機量不過344萬千瓦。“酒泉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投資開發熱潮，已成不可阻擋之勢。”

有人說，這不是“立定跳遠”，而是“撐桿跳”;也有人在建設初期便提出異議。“風電投資不是有過熱跡象，而是已經過熱。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酒泉“風電三峽”建設應先停一停，否則大量風機不能上網，閑著也是浪費。”中國風能協會原副理事長施鵬飛稱。

另外，還有專家指出，“盲目”帶來的直接影響首先是工程質量。因過度追求“大張快上”，更重視建設規模及速度，當時所用不少風機“屬于低質量甚至是最差的”，這也給后續發展埋下了隱患。

一味追求風電裝機規模的同時，與之相配套的火電能力卻長期不足。“新能源遠距離、大規模外送，至少需70%左右火電打捆作為調峰。前些年風電上得過快，調峰火電跟不上。”該專家稱，“加之近幾年，因酒泉本地缺乏足夠多、足夠便宜的動力煤，當地火電經營業績持續下滑，甚至被壓到無利可圖的境地，有電廠被迫停產。風電外送因此進一步受阻。”

甘肅省電力公司副總經理行舟也證實，甘肅火電實際發電小時數由2010年的4600小時左右，降至去年僅2500小時(不含自備電廠)。他還指出：“為配合新能源外送，火電未來還需開展一系列靈活性改造。”

但電力規劃設計總院系統規劃部副主任劉世宇直言：“現在哪個電廠先改，哪個廠就先虧，因為現在配套機制尚還不明確。在這種情況下，談靈活性改造就是不負責。”

”到了‘啃硬骨頭’的關鍵時期”

嚴峻的消納問題也引起了酒泉對自身的反思。“酒泉新能源發展不再處于起步階段，而是到了‘啃硬骨頭’的關鍵時期，這暴露出前期工作中種種不足。”甘肅省發改委電力處副處長鄭忠鋒坦言。

那么，不足如何彌補?“硬骨頭”又怎么啃?劉世宇表示，國家能源局對酒泉的態度“目前就是以時間換消納”——隨著電力負荷增長、電網能力完善等，慢慢消納。“這意味著，酒泉很難再拿到其他支持政策，只能靠自己來解決問題。”

而在劉吉臻看來，解決一切消納問題的前提是，要注重自身電源建設。

“就好像賣瓜，又甜又大的瓜才有人愿意要。電同樣也是一種‘產品’，只有穩定、靈活、可靠且具備競爭力的便宜電，才真正符合市場需求。”劉吉臻指出，酒泉可建設一批具有快速、深度調峰能力的燃煤機組，周期更短、布局更靈活的抽水蓄能電站，或用好成本正在降低的儲能技術等，通過內部各種電源多能互補，把隨機波動的間歇性能量轉變為可控的連續能量。

劉吉臻進一步表示，棄風主因更多在于當地電力負荷不足。“就好像河南、甘肅都種土豆，兩地的土豆雖然一樣，但河南人多、需求多，土豆不愁賣;甘肅種得多、消費少，就會出現土豆賣不出去的情況。不是因為甘肅的土豆不好，而是供需關系問題。”對此，酒泉不妨結合實際，嘗試冬季供暖、新能源制氫、發展電動汽車等多種電能替代的新方式。

評論：大基地建設須當心欲速不達

作為我國首個千萬千瓦級風電基地，酒泉“風電三峽”工程早在10年前便“聞風而動”，不僅成為率先推進陸上風能集中開發的典型，更被定義為“我國風電建設進入規模化發展新階段”的重要標志，其成就有目共睹。而今，風電建設典型拉響“風電投資紅色預警”——從“十一五”期間加速建設，到“十二五”時期棄風限電愈演愈烈，直至“十三五”以來無一臺新增風機。酒泉棄風頑疾難愈，坐擁2億千瓦之多的風能儲量，建設卻已停滯近4年。

回顧10年歷程，背后的原因似乎并不難找：

本地需求有限導致電力供需失衡，主要外送通道未能如期輸送，再加上新能源與傳統火電博弈、受端市場及省間壁壘等因素，消納可謂阻礙重重。但進一步反觀，這些因素多屬老生常談，年年總結、年年呼吁加大解決力度，年年均未從根本上消除。究竟是什么讓酒泉風電消納難題“久治不愈”?

對此，或要先為過剩的電量找找來源。在我國風電發展初期，“建設大基地、融入大電網”的開發模式曾受熱捧，而酒泉“風電三峽”正是該模式之先驅。作為第一個千萬千瓦級基地，其對我國風電發展的帶動意義與示范作用不可否認。這10年左右，我國風電開啟了“跑馬圈地”的進程，裝機規模快速上漲。

“大基地”的初衷甚好，開發進度卻逐漸失控。按照甘肅省規劃，全省裝機容量到2015年要達1000萬千瓦左右，建成全國最大的風電基地之一;到2020年，裝機容量增至2000萬千瓦，建成“陸上三峽工程”;2020年以后，裝機擴大到3000萬千瓦以上，使河西走廊成為世界最大風電基地。當時為完成任務，行政手段越來越多地注入市場運作，地方政府要求企業“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如在瓜州縣，每月對建設企業實行評比，并公開通報進度倒數的1—3名的名單，建議倒數企業更換項目負責人。

就這樣，產能上去了，有限的市場卻越來越難承受風能之重——自用，用不完;外送，送不出。發出的電不被電網公司接收，消納問題接踵而至。

因本地用電需求有限，酒泉一度寄希望于外送。然而，電網再怎么建，也趕不上電源建設速度。有人說，“我們建一條750千伏的線路差不多要兩年，而且這條線路長1000公里，技術難度大;他們建一個風電場也就半年時間，而且是多個業主同時開工。”哪怕到了10年后的今天，電源與電網建設依然存在脫節，比如，專為新能源輸送而建的首條通道——“酒泉—湖南”特高壓直流雖起步于酒泉，但目前距離滿送卻遙遙無期，靠它解決眼前難題的希望落了空。

“風電三峽”棄電嚴重、工程建設陷入停滯，涉及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和亟待完善的機制體制。現實已然證明，依靠行政手段“大干快上”難以持續。

作為棄風限電諸多“災區”當中的一個，酒泉雖不是唯一，情況卻也足夠典型。回顧10年得失，風電產業不會因噎廢食，但不講求效益的盲目發展同樣不可取。如何保持合理而均衡的開發節奏，讓建設發展真正回歸科學、合理，應成為當前認真思考的關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