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年以來，由于電力需求增長的放緩，快速擴大的各種發電裝機與疲軟需求間的矛盾愈加突出。火電發電小時數不斷下降，風電“棄風”加劇，2015年全國風電平均利用小時數1728，平均棄風率接近15%，個別地區達到1/3。其中，風電資源堪稱豐富無比的甘肅地區，平均風電利用小時數還不到1200。這種形勢下，關于這一棄風問題形成的原因、法律責任認定以及解決方案的討論再次引發關注。

地方政府、風電企業、電網各執一詞，需求放緩的問題、裝機負荷不匹配的問題、電源電網不夠協調的問題、本地火電利益之爭等說法不一而足。如何理解“棄風”的原因關系到可能的解決方案的具體形式，也涉及到對這些歸因如何評價的標準問題。本文中，筆者嘗試就此進行一些探討。

需求放緩說不構成原因，但更大程度地暴露了問題

從一般性的角度來看，問題的原因之所以能夠稱之為原因，是在于它可以指向潛在的解決方案;而電力需求不旺顯然不具有指向解決方案的功能。發達國家的用電負荷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經飽和，甚至以每年一到幾個百分點的速率下降，可是為什么美國5年間風電光伏份額從2.5%上升到接近5%、德國更是占到總發電量的30%?它們的“棄風”程度并沒有隨需求形勢而變化，甚至還有大幅的改善?只能說，在需求不旺的環境下，既有的問題得到了更充分的暴露，并且由于規模的擴大，意味著更大的損失。

裝機負荷不匹配說相關，但是只能解釋5%的“棄風”，而不是現在的1/3以上

新華社報道稱，“當前，甘肅電力裝機約為4531萬千瓦，最大用電負荷僅1300萬千瓦。新能源裝機1784萬千瓦(其中風電1202萬千瓦)，已經超過最大負荷484萬千瓦。換句話說，即使甘肅火電機組全部關停(實際上必須有相當部分的火電要為新能源調峰)，甘肅仍然會有棄風、棄光”。

這種說法很有氣勢，但是無疑有“跑題”之嫌。新能源裝機超過了最大負荷，只能推導出“棄風”不可能為零。而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理解“棄風”程度超過1/3，可研2200小時的風電甚至還發不到1200小時。新能源裝機接近1800萬千瓦，從8760小時的統計來看，95%的情況下出力仍舊會大幅低于最大負荷。這種情況下，5%的“棄風”可能是可以解釋的，但是離討論問題的程度還非常之遠。

電源電網不夠協調說“事后諸葛亮”，協調本身需要“成本效益”分析

現在電源電網的確是不夠協調，但是這似乎更像是一種“事后諸葛亮”的說法。電源與電網，哪個是目標、哪個是途徑?協調不意味著任何方法論。

此外，從電力系統的特點來看，需求與出力隨時在波動，如果沒有任何時刻情況下的網絡阻塞，那樣的系統無疑意味著巨大的浪費。一般而言，只要投入足夠，“棄風”問題肯定能解決。比如建造一個足夠大的電力系統、本地有消納不了的情況(這在動態上是不穩定的)就通過外送解決、每個風場配一個巨大的儲能系統等等。這些解決方案之間，需要彼此的比較與篩選，需求側(制氫供熱)與供給側的措施的比較，供給側不同電壓等級線路的比較，不同消納范圍的比較(甘肅-西部-全國)等等。其中，貫徹本地與就近的基本原則，似乎是必須的。

衡量“棄風”的解決方案，不能停留在“有效”的階段，而是基于更明確的價值標準，比如哪種方式成本更低、長期更有潛力、更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標準去判斷。

本地火電利益之爭要模擬競爭，而不是“統籌協調”

如果將“棄風”的原因的解釋為火電與風電的利益糾纏，“統籌二者的利益”自然是其解決方案。這種思路轉移了話題，跳過“做蛋糕”的系統最優化問題，直接解讀為“分蛋糕”的分配問題(這個當然也重要，但是無疑是第二位的)，將追求效率為基本價值目標的經濟議題，變成了一個充滿妥協意味的政治議題。作為已建成的機組，風電還是火電來發，不應該是風火之間的討價還價，而應該基于全社會效益最大化的標準。風電幾乎沒有燃料成本，發一度電就節省一度電的煤炭。潛在地，消費者會從這一替代中獲得好處，比如更低的電力價格。

我們可以做個思維實驗。比如，如果甘肅的問題發生在德國，我們會看到什么呢?這起碼會包括：

1.風電的發電比例超過40%(而不是現在的小于10%)，全年8760小時有10%以上的時間出現零與負電價(多用電變得有利可圖)，其他時間的電價水平也大幅下跌，消費者獲利頗多。

2.煤電虧損得一塌糊涂，啟停調峰頻繁，年利用不超過1500小時，關停嚴重，釋放未來停止建設的信號。

3.個別時刻電價上漲100倍，激勵新的發電(比如儲能)與先進的用電方式。

必須指出的是，風電的優惠電價是政策手段，跟市場價格下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干的兩個事情。邏輯上，可以接受二者，也可以都不接受，或者可以接受任意一個。結構變化帶來的劇烈利益調整，不需要也無法“協調”(正當的利益是沒法挑戰的、也不應該挑戰)，否則無法解釋為何之前屢屢無法協調成功。

我們之所以在甘肅看到的現象跟這個思維實驗完全不一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市場競爭的基礎設施。最新出臺的電力改革的配套文件，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極其深刻清晰，這是通往正確的解決方案的第一步。在市場改革與基礎設施尚需時日的當下，模擬市場運行、確定風電發電調度優先權是應有之義。這是轉型時期的“非常措施”，同樣需要確定明確的臨時政策介入與退出標準。

要更準確清晰地理解本文提及的問題和其產生的原因，以及各種原因的貢獻，特別是誰造成的問題、又應該由誰去承擔成本，系統運行數據的透明化無疑是個基本的前提。從這一角度，同歐美地區的慣例一樣，調度運行的足夠透明，以及數據的及時公開是對我國“棄風”問題形成共識的數據基礎，是前提。這是一項非常迫切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