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十余年，我們與一項能源政策一直糾纏不清。行文、博弈、征求意見，反反復復，甚至政策研究人員換了一茬又一茬。這可以說是國內最難產的政策。

可再生能源配額制，是一個舶來品。配額制的實施需要確定配額指標、確定配額義務承擔主體、配額指標分配方式、配額義務考核方式、可再生能源電力證書等。涉及到各個地方政府、電網企業、發用電主體，目前還有配售電公司、自備電廠也需要承擔配額考核義務。

其他的不說，單是配額指標的分配就經過了長時間的博弈。這個博弈首先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再者是意識形態的博弈，配額制具有強烈的行政色彩，這與市場配置資源的理念相悖。

經過長時間的博弈之后，指標分配下去了，又遇到了新問題？

今年3月，國家能源局對配額制征求意見，這是多年來首次對外征求意見。配額義務承擔主體包括：各省級電力公司、地方電網企業、其他各類配售電企業(含社會資本投資的增量配電網企業)、擁有自備電廠的工業企業、參與電力市場交易的直購電用戶等市場主體，并不包括發電企業。我們不知道背后發生了什么，為什么考核主體不包括發電企業？

除此外，在這里我們需要考慮一個問題，配額制的目的是什么？

三個方面的工作需要配額解決，（1）新能源供應問題，（2）新能源消納問題，（3）財政補貼缺口問題。

所以配額制身上壓了太多的擔子，典型的既要，又要，還要的問題。如果解決不了呢？只能是以文件落實文件，重復以往的惡性循環，能源主管部門貌似什么都做了，但執行層面上什么都沒有落地。

我們注意到3月份配額制征求意見的時候，關于配額的目的這樣描述：“配額制以《可再生能源法》為依據，目的是促進可再生能源消納利用，促進可再生能源高質量發展。”同時，“為有效計量和核算可再生能源電力利用水平，提供市場化手段平衡區域間可再生能源發電和利用能力的差異，促進可再生能源消納，本辦法引入了可再生能源電力證書制度。現階段證書交易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市場化手段促進可再生能源消納。”

可以看到，無論是配額制，還是可再生能源證書，目的都是解決消納的問題。且“可再生能源電力證書的轉移和交易不影響可再生能源發電企業的相應電量繼續享受國家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補貼”，“考慮到未來國家可再生能源價格政策機制的調整，如新建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不再享受固定電價政策，未來可再生能源電力證書機制將會與可再生能源價格和補貼機制進一步銜接，如將證書作為可再生能源發電企業的額外收入來源替代原有的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補貼等。”

這里很明確，綠證交易不影響補貼的獲得，未來考慮新建項目依靠綠證替代補貼。

但是隨著時間推移，政策的目的在發生變化。因為新能源消納的問題，貌似已經不是問題。所以配額、綠證必須要解決補貼的問題。

一個思路是將可再生能源發電分成兩類，一類是保障小時數，一類是保障利用小時數之外的電量。保障小時之內的新能源發電量保電價和補貼，綠證直接轉移給電網公司或者更購電主體；保障小時數之外的發電量參與市場競爭，綠證歸屬發電企業所有，綠證可以交易，用交易價格替代財政補貼。

這種方案在征求意見過程中傳出來，新能源行業內反響巨大，資本市場的表現同樣激烈。

隨后，國家能源管理部門調整方案，綠證交易與補貼差額部分由再生能源附加補貼，也就是說補貼總量不變，不過是補貼的機構發生了變化。

這種方案可以平復民怨，但新的問題又來了。保障利用小時數定到多少？中東部這些不棄風的地區是不是也要設定最低保障利用小時數？最低保障小時數到底是上限，還是下限？最低保障小時數由誰來定？能不能以優先發電替代保障小時數？

目前，這些問題還沒有答案。

所幸，昨天又參與政策制定的人士在某次會議上透露，國家能源局近日明確，不區分存量、增量資產，可再生能源補貼強度維持20年不變。國家能源局分管領導是在征求意見期間作出上述表態的。

如此來看，配額制政策考慮了新能源行業的訴求，20年補貼政策可以持續，當然這也是吸引投資者進入到這一領域的重要政策。

政策的擔心落地了，新的問題是，綠證到底怎么交易？是否可以提前建倉，價格是否完全放開，交易是不是自由的？綠證有效期是不是長期的？

配額的考核能不能到位？考核目標實現不了會否有懲罰措施？國家能源局能不能管好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能不能管好地方電網？電網公司在綠證交易中能不能善始善終？如此，種種。如果制度不能落地，相當于大打折扣了。畢竟，我們缺少的不是好政策，而是政策的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