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逐步退坡的背景下，生物質能發電又將何去何從?

作為生物質能應用方式中最普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亦是可再生能源領域中繼風電、太陽能之后的第三大產業，生物質發電正向著高能效、高附加值、低能耗方向發展。

隨著《可再生能源法》和相關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等一系列政策相繼出臺，生物質發電投資熱情開始迅速高漲，并隨之啟動各類農林廢棄物發電項目。目前我國生物質發電裝機已達1700萬千瓦，年度發電量800億千瓦時。

而在過去的7年里，我國生物質及垃圾發電裝機規模呈現上升趨勢，累計裝機容量由5.6GW增至近14.97GW，增幅達到2倍。截至2016年，我國生物質發電項目裝機容量1224.8萬千瓦，年發電量634.1億千瓦時。

但據《2018年中國生物質發電產業排名報告》，截至2017年底，全國已投產生物質發電項目744個，較2016年增加79個。市場分析普遍指出，預計2018年中國生物質能發電行業裝機容量將接近1500萬千瓦時，未來三年內年均復合增長率超過9.14%。

這也意味著，《生物質能“十三五”規劃》提出的各項指標有望提前完成。但即便如此，我國生物質發電的年發電量約為800億度，只占我國年總發電量的1.4%。

事實上，我國生物質能發電目前只占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的0.5%，遠遠低于世界平均25%的水平。生物質發電由于能大大減少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產生巨大的環境效益令其備受推崇。與能源屬性相比，生物質更為優先的是環保屬性，這也是從本質上區別于光伏、風電等可再生能源形式的關鍵。

從產業整體狀況分析，生物質發電及生物質燃料目前仍處在政策引導扶持期。2016年底，國家能源局下發《生物質能發展“十三五”規劃》明確，到2020年，生物質能基本實現商業化和規模化利用。

而《生物質發電“十三五”規劃布局方案》則明確到2020年，符合國家可再生能源基金支持政策的生物質發電規模總計將超過2317萬千瓦，比“十三五”規劃目標增長近54.9%。

而在廣大農村地區，玉米、小麥、水稻、高粱等脫粒后的秸稈等生物質是發電的理想原料。而在農林生物質發電項目中，原料成本已占項目整體運行成本約 60%。

眾所周知，生物質發電包括農林生物質發電、垃圾焚燒發電、沼氣發電，無論哪一種發電形式，首當其沖處理的是垃圾、廢棄物。而以一臺 30MW 的農林生物質發電機為例，超低排放改造投入達 1000 余萬元，且每年需要的維護費用也達到800萬元以上。

目前我國生物質電廠投資結構大致為國有企業投資占主體，占比達60%，民營占30%，外資等占10%。而民營資本進入較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項目的盈利能力不強。

生物質發電有別于風電、光伏行業，生物質發電行業大多為民營企業，且農林生物質發電存在高額的燃料收購成本，抗金融風險能力不及風電、光伏產業。在眾多業界人士看來，無論是燃煤耦合生物質發電還是生物質發電產業的收益主要應該來自“環境效益”(如廢棄物處置費等)，“能源效益”(如電和熱等)應該是輔助效益。

所幸，生物質發電行業的標桿企業在技術、成本方面已具明顯優勢，已投產生物質發電項目的盈利能力已逐步顯現，直燃生物質開發利用已經初步產業化。其中城鎮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引人矚目，到2020年城鎮生活垃圾焚燒發電總裝機規模750萬千瓦。

根據國家能源局測算，到2020年，生物質能產業年銷售收入約1200億元，生物質發電新增投資約400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