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力發展與環保新要求導致小時平均濃度波動性增大，已不適合用于達標監督。一是隨著經濟、社會、能源轉型，電力供需矛盾由短缺向寬松轉變以及可再生能源大量接入需要煤電機組頻繁調峰，使煤電機組年利用小時數大幅下降，由2010年前的平均約5500小時左右下降到4200小時左右，機組旋轉備用增多，運行波動性加大(見圖3)。

二是用于燃煤電廠的大氣污染治理設施的脫除效率已接近(或超過)工藝所能達到的極限，電廠煙氣處理系統(煙氣島)更加復雜，脫硝、除塵、脫硫設備依次串聯在煙氣系統上，煙氣處理設備之間以及機組之間互相影響加大。

三是在超低排放限值要求下尤其顆粒物排放限值要求在10 毫克/立方米或者5 毫克/立方米以下，已經低于標準監測方法的絕對誤差范圍，煙氣連續監測系統已接近或超出適用區間，加之受監測斷面選取、取樣、分析、顯示、標定、煙氣折算數參選取等環節的誤差傳遞，使小時平均濃度監測值與真實值相對偏差更大。

以小時平均濃度作為執法考核不科學并造成巨大浪費。目前，排污許可及各省環保執法按照小時均值對污染物排放是否超標進行考核，這種形式要求企業100%的小時都必須達標或稱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超標。實際上，在低(超低)排放濃度要求下，即便電廠的個別小時甚至一日數次小時平均濃度超標一倍或者數倍，但通過大氣物理和化學作用，對日平均或者年平均環境質量的變化幾乎沒有影響。對于標準監測方法的絕對誤差已經大于限值要求的情況下已經談不上科學監管，如果花更多的錢去開發特低濃度的監測系統必要性、可行性需科學論證。且由于污染控制邊際成本已經處于指數增長曲線的高速增長區，企業為了保障任何時候都不超標，達標控制線還必須遠離限值紅線，這不僅對環保設備質量、運行和環保監管等都帶來極大困難，也造成更高的邊際成本。

汲取國際經驗以較長時間尺度的濃度平均值作為與排放限值比較的依據。我國火電廠排放煙氣中的細顆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法定排放限值是以煙氣中污染物質量濃度(毫克/立方米)表示的，歐盟與我國相同，美國多采用輸入燃燒裝置熱量中污染物的質量濃度表示(ng/J或者Ib/MMBtu)，日本除了對二氧化硫采用每小時污染物排放量來表示外其他與我國相同。將不同國家的排放限值在一定條件下進行換算比較后，單從數值大小看，我國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已經世界最嚴。但是，排放標準作為一個整體，限值規定只是一個方面，要真正比較寬嚴和評判標準是否科學、可操作需全面系統分析。如采用多大時間尺度下的監測數據與限值比較、如何處理鍋爐啟停階段、低負荷運行階段等特殊情況下的排放要求等，更是標準的核心內涵。如歐盟《工業污染排放綜合污染防治指令》(2010/75/EU)對正常工況下的污染物排放規定：“有效月平均值不超過排放限值”“有效日平均值不超過排放限值的110%”“一年中95%的有效小時均值不超過排放限值的200%”等;美國采用30日滾動均值的考核方式，煤矸石機組采用120日滾動均值(美國聯邦法規第40 卷第60部分)。

3、在低排放或超低排放要求下，不斷提高精細化管理水平實現系統最優

在新時代，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我國燃煤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要求已經為世界最嚴而且是嚴上加嚴，更需要精細化的管理才能實現這一要求。為此，要高度重視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次生污染物對煙氣治理系統和環境空氣影響的副作用問題。近十多年來，隨著污染物排放標準的提高、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要求的推進、以及國家和地方政府多層次大氣污染物控制計劃的加快實施，我國燃煤電廠大氣污染物控制設施的改造持續不斷，整體提高了環保裝備及技術水平。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如新脫硫設備正在建設或者剛剛投運，新一輪的改造要求突然而至，大部分電廠有二三次甚至四次之多的脫硫設施的、擴容甚至推倒重建，頻繁改造使設備系統的適應性和操控性受到影響。再如，短時、大規模電廠環保改造行動刺激了環保公司、環保設備及材料(如脫硝催化劑)產能呈爆發式增長，大量涌入的環保公司低價競爭、惡性競爭造成部分環保設備存在嚴重質量問題。再如，一些新頒布的環保技術路線、導則、規范或監測方法，無法滿足日新月異的技術改造和生產運行需求，而一些新技術、工藝或者設備并未經過嚴謹的科學實踐、規范評估就大面積推進，產生系統性風險和監管上的困難。再如，氮氧化物低(超低)排放后的副作用有待進一步論證評估。實現氮氧化物超低排放，多數電廠在原有2層催化劑的基礎上增加了1層催化劑，但由此造成了阻力增加、三氧化硫轉化率提高、氨逃逸增加、脫硫廢水氨氮濃度增加、硫酸氫銨等細微顆粒物增加、煙囪冒藍煙(部分電廠)等副作用。

二是隨著能源轉型推進和應對氣候變化工作的推進，燃煤電廠碳減排問題將成為煤電發展的瓶頸制約因素，不斷提高能源電力轉換效率和降低碳排放將會成為燃煤電廠技術創新的重要動力，也將會成為低碳管理的重要內容。由于常規污染物的控制措施與節能減碳存在一定程度的負相關，要高度重視污染物減排與機組效率和碳減排的協同問題。

三是污染控制邊際成本高的問題。在現階段不考慮碳價格的情況下，燃煤發電比與天然氣發電折合到每千瓦時上網電價上不同地區有0.2元以上人民幣的差價，而煤電超低排放所增加的電價約0.01元左右，這也成為大力推進煤電超低排放的重要理由之一。但是，這樣的比較如果對于一個具體的項目而言具有可比性的話，將其推論到宏觀層面并不合適。原因是天然氣發電與燃煤發電成本差異，是燃料成本差異和用途差異造成，并不是單純地污染控制成本差異造成。在我國天然氣短缺價高的情況下本來就不應當大量用來發電;在大量散燒煤存在并嚴重污染空氣的情況下更應將有限資金用到控制污染的“刀刃上”。總之，環境問題的本質也是經濟問題，不考慮經濟性的環境措施不是好措施。一定要根據環境、經濟、技術綜合要素精細決策，不能盲目采取全國“一刀切”措施，更不能不講全社會效益與效率。

4、火電廠污染物排放標準改革相關建議

一是以新組建的生態環境部為標志的環保體制改革，為新時代實現新目標、新理念、新方略提供了組織保障，在新體制下要加快、加大對不合時宜的環境管理制度進行改革。

二是應建立以火電廠綜合性污染物排放標準為基礎的新時代火電廠污染物排放管理模式，以體現出依法治國和新時代電力污染物高水平治理、綜合控制的要求;以火電廠綜合性污染物放標準為核心協調好各種環境管理制度的關系，更好體現“一證式”排污許可管理制度改革的初心。

三是火電廠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項大氣污染物排放總量，比峰值時下降了85%以上，每千瓦時發電量污染物排放量顯著降低，已經不是霧霾影響的主要因素，在最嚴排放標準和超低排放要求下，對火電廠污染排放監管的方法應與時俱進加以完善。

四是現有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特征對環境空氣質量的影響已主要體現為長時間尺度和二次污染特點，而以小時平均濃度作為達標判定依據，已經嚴重影響到企業依法科學控制污染，也影響到政府科學監管。建議在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的達標判定和超低排放監管中，將以小時濃度均值考核，修改為主要按日均值(或者24小時滾動均值)和月均值考核，并在考核中區分正常工況和非正常工況。

五是火電企業全部配置了在線監測設施(CEMS)，且已成為考核的基礎工具，建議加強對CEMS的可靠性評價和監管，同時淡化或者減少手工監測方式，以減輕監管者和企業負擔。

六是要高度重視采用低濃度氮氧化物排放限值時氨鹽、三氧化硫等對煙氣處理系統的綜合影響和次生污染物排放問題，高度重視污染物減排與機組效率和碳減排的協同問題，高度重視污染物減排邊際成本問題。

版權聲明：本文刊載于《中國電力企業管理》2018年04期，作者系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黨組成員、專職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