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日走訪發現，經過近20年發展，垃圾焚燒發電的設備、技術均不斷成熟，但垃圾焚燒發電處理能力仍不能匹配我國產生的生活垃圾數量，要將海量待處理垃圾變廢為寶，亟需建立更多垃圾發電廠。但低價競標、垃圾分類難、管理分散等問題正在嚴重阻礙行業的進一步發展。

2/3城市陷“垃圾圍城”困擾

目前，我國大多數城市解決生活垃圾的最主要方法是垃圾填埋。隨著城鎮化率的快速提高，城市垃圾量激增，各地垃圾處理壓力越來越大。以上海為例，每天產生28000多噸生活垃圾，80%的垃圾要靠填埋。

無獨有偶。“深圳每天產生垃圾18000噸，填埋6700噸，還有1萬多噸垃圾無法處理。如今下坪固體廢棄物填埋場、寶安區老虎坑垃圾填埋場兩個填埋場已經填滿了。”一位剛從深圳垃圾焚燒發電建設現場回來的相關負責人對記者說。

記者采訪獲悉，目前上海、深圳等城市的垃圾綜合填埋廠早已趨于飽和。按照《“十三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預計到2020年我國將有超過4億噸垃圾待處理。大量的垃圾露天堆放或簡易填埋，不僅會造成環境污染，更會危害人體健康。

而最新數據顯示，目前，我國每年產生的垃圾已多達25億噸，占世界總量的1/4。隨著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垃圾產生量還將以每年8%-10%的速度增長(部分城市如上海已達到15%-20%)，超過歐美城市6%-10%的垃圾增長率。城市生活垃圾累積堆存量已達70億噸，近2/3的城市被垃圾帶包圍，垃圾存放占地累計達75萬余畝，1/4的城市無適合場所堆放垃圾。據估計，全國每年因垃圾造成的損失高達300億元。

規劃了“大目標”

“目前，需要加快發展垃圾焚燒發電以解決‘垃圾圍城’對城市發展的環境困擾。”一位承建垃圾焚燒發電廠的負責人對記者說。

據悉，為有效解決城市垃圾，國家擬在“十三五”期間投資2636億元建設城市垃圾處理設施，按照《“十三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到2020年底，具備條件的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和省會城市(建成區)要實現原生垃圾“零填埋”。國家提出逐步關閉垃圾填埋場，改建垃圾焚燒廠，垃圾焚燒處理能力到2020年底要達50%以上，由此可見，垃圾焚燒發電行業將進入快速發展階段。

據悉，我國垃圾焚燒處理行業尚處于行業發展的初期階段，垃圾焚燒發電行業2000年才起步，垃圾焚燒的項目先后在浙江、廣東一帶試點，然后由點帶面逐漸向內陸發展。到2010年左右，垃圾焚燒發電設備和技術已經克服了國內水土不服，全國累計建成垃圾焚燒發電廠達到100多家。“垃圾焚燒發電行業經過近20年發展，技術相對成熟，所以‘十三五’期間，國家主推垃圾焚燒發電，要求縣級市均要建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預計建設項目達100個。”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專家對記者表示。

諸多問題亟需理清

雖然垃圾焚燒發電制定了發展“藍圖”，但是行業發展面臨的一些問題尚需理清——低價競標、審批繁瑣、垃圾分類難、管理分散等問題已成為制約垃圾焚燒發電的主要原因。

一位不愿具名垃圾焚燒發電業主向記者透露：“企業之間惡性競爭嚴重，很多企業為了拿到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向政府承諾優惠條件，如較高的建設標準、較低的垃圾處理費等。但在取得項目特許經營權后，或者將項目轉賣給其他公司或個人，或者要挾政府提高生活垃圾處理費。”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近幾年垃圾焚燒發電廠競標不斷刷新價格下限。例如，2017年12月21日，安徽省太湖縣垃圾焚燒發電BOT項目中標的垃圾處理費單價為15元/噸，再次刷新2015年重慶三峰的18元/噸價格下限。

“雖然垃圾焚燒發電的社會效益大于經濟效益，但一般垃圾焚燒處理價格在76元/噸左右，像近兩年出現的10多元/噸的現象不太合乎常理。”上述不愿具名人士對記者坦言。

中國生物質聯盟副秘書長張大勇此前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低價競爭已經成為制約垃圾焚燒發電行業的一個頑疾。“建議政府規范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準入標準。國家要結合垃圾焚燒發電工程建設和生產運營實際，制定合理的招投標機制，形成良性循環競爭格局。”

除此以外，新弘源科技股份公司副總經理袁懷華向記者表示：“在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建設審批階段存在多部門交叉問題，需要不同部門蓋章。每個省市在審批上存在很大差異，十分繁瑣，希望能明確垃圾焚燒發電管理部門。

另外，垃圾焚燒發電快速健康發展還需健全垃圾焚燒發電政策法律法規。目前，我國雖然在一些法律條文中對垃圾分類做出了規定，但原則性規定多，實質性、可操作性的規定少，例如在《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辦法》中都提到生活垃圾的分類，但具體如何分類、不分類的處罰等沒有明確規定。

“目前生活垃圾收集工作由街道、居委會、物業等有關部門負責，垃圾清運、處理工作由環衛部門負責，醫療垃圾由環保和衛生部門負責。在垃圾處理產業化的鏈條中，各部門職能尚未形成合力，難以在垃圾分類上給予配合。”上述不愿具名人士表示，“這不利于產業化管理，不利于市場發育，不利于提高垃圾治理的科技含量，也不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實現垃圾的分散處理轉向集中產業化處理處置。建議完善垃圾焚燒發電綜合協調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