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下旬，暑氣消退、涼意漸生，新一年的采暖季漸行漸近。

正值北方地區供暖籌備進行時，一場行業頂級盛宴適時亮相——由《中國能源報》社主辦、以“共推清潔取暖共建美麗中國”為主題的“2018國際清潔取暖峰會暨工程應用展”(ICHE)于8月25-26日在雄安新區召開。來自政府相關部門、上百家企業的逾500名代表，以及數十位業界權威專家齊聚雄安，圍繞如何在現有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按時保質推進“清潔取暖”工作展開深入研討。

國家能源局總經濟師郭智在峰會致辭中表示，通過加大政策與市場引導，積極推進氣電代煤及生物質、地熱、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供暖，同時加快釋放煤炭優質產能，保證清潔煤供應等一系列有力措施，2017年我國新增清潔取暖面積20億平方米，已完成五年規劃目標的17%，“開局良好”，但今后幾年的任務依然繁重，各地須扎實推進清潔取暖工作，不容遲緩、不能松勁。

開局良好

但技術路線認知、執行尚存短板

作為北方地區清潔取暖工程大規模推進“元年”，2017年的改造成效有目共睹——僅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傳輸通道“2+26”城市，便已完成氣電代煤470萬戶，累計削減散煤1000余萬噸。

生態環境部大氣環境管理司副巡視員吳險峰也證實，此前因清潔取暖率低，北方多地大量使用散煤取暖，導致采暖期間增加了約30%的大氣污染物排放，而“2+26”城市先期完成的改造工作，則推動2017年采暖季PM2.5濃度平均下降了40%以上。“為科學評估散煤治理效果，河北省選了10個全域開展散煤替代的區縣和未開展替代的區縣，持續跟蹤檢測分析。結果顯示，完成替代地區的PM2.5平均濃度同比下降46.3%，較未治理地區高出18個百分點。”

與會專家普遍認為，雖然開局良好，但改造工作也存在不足，尤其是技術路線選擇與實施層面的難題較多。

首先是來自認知層面的誤區。“清潔取暖絕不是簡單‘去煤化’，也不是不要煤炭，我們鼓勵煤炭的集中高效清潔利用，抓好散煤治理重點任務。”吳險峰指出。

這一觀點得到了中國工程院院士倪維斗的贊同。“現在因環保問題，煤炭被‘妖魔化’了。我們要制止的是高污染散煤，而非‘一刀切’見煤就砍、見煤就殺。相反，解決清潔取暖問題之根本，離不開潔凈煤的高效利用。”他認為，我國以煤為主的資源稟賦決定了“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煤炭都將是清潔取暖‘主力軍’”。

其次是執行層面的問題。中國城鎮供熱協會副理事長劉榮表示，因長期粗放式管理，導致清潔供暖的底數摸不清、管理無抓手，“不通則痛”，由此帶來一系列后續實施難題。“供熱面積多大、每年供熱量多少、鍋爐煤耗多高?有多少基層供熱企業能拿出一套像樣的數據?”

中國建筑科學院建筑環境與節能研究院院長徐偉對此也深有感觸，“現有方案大多僅收集城市一級的數據，而即便是在同一城市，不同部門的統計結果也都完全不同，基本路線都未弄清，如何設計技術路線?”

包括劉榮在內的多位專家進一步指出，“因地制宜”原則雖已明確，但真正落實卻困難重重。“我們的戰略非常清晰，但具體到執行，有些基層單位并不知道什么是適合自己的技術路線，或拿不出優化戰術。”

取長補短

綜合經濟、資源等現實條件確定路線

在清潔取暖改造中遇到的諸多問題當中，最根本的問題體現在技術路選的選擇上。正如吳險峰所言：“應避免路線選擇不當而進行二次改造，進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費和不良社會影響，清潔取暖改造的總體要求是安全、好用、有效果、可持續。”

那么，在“因地制宜”的戰略原則之下，究竟應如何選擇合理可行的技術路線?

徐偉對此提出5個關鍵因素：建筑密度、經濟水平、氣候條件、資源條件及居民習慣。“城市與農村建筑密度不同，這決定了技術路線必須有所區別，即到底是集中供熱還是分散供熱。經濟水平則是重中之重，一個總原則就是讓運行成本控制在可接受范圍內，否則可能存在很大的‘返煤’概率。合理的成本控制，不僅可優化技術路線、方案，也能激勵用戶發揮節能意識，比如讓農民采取可隨時啟停的采暖方式。”

與此同時，熱源同樣是影響技術路線的關鍵。在電力規劃設計總院院長謝秋野看來，清潔取暖改造不是單一對原有采暖方式的替代，而應采用多種能源統籌規劃，注重多能互補、取長補短。“比如大規模的集中供暖應采用基本熱負荷，超低排放煤炭采暖方式成本低、排放效果好，加上電、氣靈活調峰，可提高整體效率。對于分散供暖，則可利用風、光等豐富的可再生能源，再輔以電、燃氣、生物質等熱源，由此形成一個綜合性的清潔能源供給體系。”

“而且不應把關注點局限于熱源。”謝秋野進一步指出，“應把清潔取暖看作一個系統性工程，輸送側能耗、需求側節能等因素，也將影響技術路線的實施效果。”

需求側調整匹配，也引起了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建筑節能研究中心主任江億的重視。以可再生能源為例，因其主要表現形式為電，江億就此提出三個調整方向：一是采取高效用電方式，大幅增加電力在終端能源的比例;二是通過運用靈活電源和改變末端用能模式，解決用電峰谷調節問題;三是盡量減少末端燃料的直接取熱，避免高能低用。“要知道，1份電相當于4份熱，若不科學地用1份電直接轉化1份熱，實際是極大浪費。”

百“技”齊放

可再生能源供暖漸成趨勢

選擇原則、選擇方式逐漸明晰，目前又有哪些技術路線可作為備選呢?在峰會期間同步舉行的工程應用展上，地熱、核能等新型供熱方式也引發了參會人士的熱烈討論和關注。在此背景下，多家參會企業代表表示，希望將自家的清潔取暖技術帶到2019年的國際清潔取暖峰會暨工程應用展上進行展示，地熱技術即為其中之一。

以地熱資源最為豐富、開發利用條件最成熟的雄安新區為例，據中石化新星公司副總地質師兼雄安項目管理部總經理劉金俠介紹，早在新區成立之前，700多萬平方米的地熱供暖已在此運行9年。截至2016年底，雄安新區已簽約地熱供暖面積達738萬平米，建成供熱能力602萬平米。“我認為，地熱未來在新區能源利用中的貢獻可達30%-40%。而整個‘十三五’期間，地熱供暖的年利用量將達4000萬噸標準煤。”

除了地熱，核能供暖也在積極探索之中。據中核新能源有限公司總經理陳華介紹，相較于其他供暖方式，利用核反應過程中產生的熱量供熱，不僅燃料成本低、技術相對成熟、安全性能高，還可同步實現“零排放”，既不排放溫室氣體也無廢渣。“但考慮到公眾接受度等問題，核能供暖也面臨一些難題。如何把核能安全、清潔地利用好，是擺在核工業人面前的重要課題。”

除此之外，一度被視為“廢熱”的低品位工業余熱，也可變身為優質熱源。江億指出，北方冬季只需將屋內溫度維持在20多攝氏度，即可滿足供暖需求。“因此理論上說，任何高于這一溫度的熱源都可應用。”

“我國工業生產耗能現已超過25億噸標準煤，生產排放的100攝氏度以下低品位余熱達5億噸標準煤以上，其中60%以上集中于北方供暖區。”江億舉例，這些余熱大部分以冷卻塔散熱的形式排出，導致冬季工業水耗量高達30億噸/年，相當于南水北調工程年調水量的1/3。如能將50%的工業余熱用于供暖，再加上70%熱電聯產提供的熱量，即可為北方200億平米建筑提供基礎負荷熱量。

“此外，還有光能、水能、生物質能、潮汐能等供熱形式。供暖由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及核能等轉化已成為趨勢，而這也是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路徑所在。”江億總結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