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基礎性自然資源和戰略性經濟資源，是生態環境的控制性要素，是人類和一切生物賴以生存的基本物質條件。早在1977年，聯合國就向全世界發出嚴重警告：水資源短缺不久將成為一個比石油危機更可怕的社會危機，因為水資源沒有任何物質可以替代。

中國要用僅占世界6%的水資源養活世界20%的人口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與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水資源占世界比重遠遠大于人口所占比重”的充沛條件相反，，人均水資源量(涵蓋著一個國家從工業到農業到刷牙洗臉的全部用水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8%。按目前實行的“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我國2020、2030年“用水總量控制目標”必須控制在人均大約500立方米/年，按照國際標準屬于“嚴重缺水”狀態。那么，在如此嚴苛的水資源約束下，如何保障糧食安全、完成工業化并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對中國乃至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戰。

中國缺水危機迫在眉睫，可能產生比人口結構變化、債務問題和去杠桿嚴重得多的經濟、社會后果。

英國《金融時報》2014年就曾報道“唯一能阻止中國奇跡的就是水”，2018年3月則進一步報道：“你可以印鈔票，但印不出水。”同時提出很大困惑，“為什么缺水在中國不是經濟前景研究的一個核心議題?不被認為是對經濟增長、進而對中國實力的一個制約因素?”

我國正處于“決勝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階段，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清醒地認識自身的國情和水情，尤其需要看到：嚴重缺水的危機已經離我們如此之近;沒有水，經濟發展、糧食安全、生態保護都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從根本上盡快解決水資源短缺的嚴重制約已是生態文明建設、維護國家安全的當務之急。

亟須高度重視我國異常嚴峻的水資源短缺形勢

我國人均水資源量很少且水資源的時空分布嚴重不均

雖然我國每年地表徑流水資源總量位居世界第六，但人均水資源量只有2063立方米，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8%，是美國的20%、巴西的8%、加拿大的2%(見表1)。

除了人均占有量嚴重不足外，我國水資源的時空分布也極不均衡。一是水資源的空間分布與土地、人口和生產力布局嚴重錯位。

長江以北的耕地面積占全國64%、人口占46%、GDP占44%，而擁有的水資源卻僅占19%;長江以南耕地占全國36%、人口占54%，而水資源占有卻高達81%。“人地水”不平衡的矛盾在京津冀和西南諸河地區表現得最為明顯：京津冀地區水資源僅占全國1%，卻承載著全國2%的耕地、8%的人口和11%的經濟總量，而西南諸河地區耕地僅占全國1.8%，人口僅占1.5%，卻擁有全國21.6%的水資源。

二是水資源量年際差別大，年內分配則相差更為懸殊，致使洪旱災害的威脅特別嚴重。

地表徑流在時間上的集中程度反映了水資源的優劣。我國每年汛期(5月—8月)的地表徑流量占全年70%左右(海河、黃河部分地區超過80%，西北諸河地區高達90%)，使本來就嚴重不足的水資源量中，2/3以上都是威脅人們生命財產的洪水徑流量，而冬春季節的枯水又導致農業干旱。我國自古以來洪旱災害頻發，尤以長江、黃河流域嚴重。

水資源短缺造成嚴重的生態問題并威脅著國家安全

一是生產、生活和生態用水之爭日益尖銳，糧食安全受到嚴峻挑戰。

按目前的正常需要且不超采地下水的情況下，正常年份全國缺水量達每年500億立方米，全國600多座城市中2/3供水不足，嚴重缺水城市110座。北方“嚴重缺水”和“缺水”的12個省份，占全國農業產出的38%、發電量的50%、工業產值的46%，實際是長期靠犧牲生態環境用水，來維持經濟社會發展用水需求。京津冀人均水資源量大大低于國際“嚴重缺水”的警戒線，70%用水依靠地下水超采，平均生態用水赤字高達90億立方米。

尤其需要關注的是糧食安全問題。十九大報告特別強調“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國50%的耕地處于干旱半干旱地區，水資源保障對糧食安全舉足輕重，目前農業抵御洪旱災害的能力遠遠不夠。據統計，1970年以來每年都有干旱、洪災發生，嚴重時受旱面積超過全國耕地1/3，最小年也接近1億畝，每年平均減產糧食200億公斤，黃河流域的糧食減產尤為突出。近30年來全國總供水量的增加重點保障工業和城市需要，農業用水所占比重從1980年代的85%降至2016年的62%，但農業節省出來的水資源依然無法滿足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速度。黃河分水協議早就面臨配額指標遠遠不夠的壓力，生產著中國56%的小麥、25%的玉米的冀魯豫三省，必須靠超采地下水才能維持糧食生產，山東東營稻農已被迫改養羊或種棉花。糧食安全面臨嚴峻挑戰。

二是深層地下水已嚴重超采，華北平原已成全世界最大的漏斗區。

深層地下水很難更新、循環遲緩，因此在國際上并不屬于可利用的水資源范疇，我國地下水公報公布的也是淺層地下水開采情況。然而，中國科學院測量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利用重力衛星的最新觀測發現：華北平原地下水超采已高達每年60億～80億噸，80%以上是難以恢復的深層地下水，超采面積高達7萬多平方公里，全國地下水超采已擴大到30多萬平方公里。

地下水超采不像黑臭水體、空氣污染能馬上感覺到，但其后果卻非常嚴重：河道斷流、湖泊干涸、濕地萎縮、地面沉降、海水倒灌，進而導致地下水水質持續惡化。目前全國已有50多個城市發生地面沉降和地裂縫災害，沉降面積高達9.4萬平方公里;沿海地區頻頻發生海水倒灌，造成群眾引水困難、土地鹽漬化、農田減產或絕收，其中環渤海地區發展最為迅速，海水倒灌面積高達2457平方公里，比上世紀80年代末增加了62%。

“水電妖魔化”嚴重制約著我國水安全保障能力提升

有研究表明：按照十九大確定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我國2020年經濟總量將比2010年翻一番，2050年將比2020年翻兩番。按照目前的耗水量，2020年將需要11500億立方米的水。根據《全國水資源綜合規劃(2010—2030)》，在保證河湖生態流量情況下，我國水資源可利用量僅為8140億立方米。雖然“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已將2020、2030年總用水量分別限制在6700億和7000億立方米，但在當前人均用水量已低至“嚴重缺水”的情況下，靠“節水”來解決未來供需缺口注定是步履維艱，甚至是難以實現的(因為物理效率上的節水潛力并沒那么大)，除非放棄“糧食自主”等政策。

縱觀歷史，任何一個發達國家，若沒有特殊的氣候地理環境形成天然水資源的充足保證，幾乎無一例外都必須依靠水庫大壩蓄水、跨流域調水來解決水資源的供應問題，即把豐水年/豐水期造成災害的洪水蓄存起來，變成枯水年/枯水期的寶貴水資源。目前除了修建水庫大壩，人類還沒有其他手段解決天然水資源的時空分布不均矛盾。要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的水資源短缺危機，當務之急不僅僅是“節流”——建設節水型社會，更重要的是“開源”，即盡快建設一批大型調蓄水庫、提升我國水資源調控能力，從而大大增加我國可利用的水資源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