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清潔能源巨大融資缺口的啟示

2017-08-18 17:25:28 中國經濟時報　點擊量：評論 (0)

面對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的挑戰，許多國家都面臨著如何從依賴化石能源到依賴清潔能源的轉型，毫無疑問，能源轉型需要金融體系的支持。盡管美國擁有全球最發達的金融體系，但在為清潔能源項目提供融資支持方面，表

2.現行稅收優惠政策效率偏低，受惠面較窄，無法產生充分的激勵效果

目前美國的一些銀行和機構投資者之所以愿意為清潔能源項目提供融資，背后最重要的驅動力是看重聯邦政府實施的稅收優惠政策所帶來的額外價值。然而，時至今日，清潔能源稅收優惠政策表現出來的低效甚至無效問題日益突出，嚴重影響了激勵效果的發揮。

一是能夠享受實際稅收優惠政策的企業相對有限。不管是投資稅收扣減還是產量稅收扣減，為了實現降低稅收負擔的目的，首先企業必須有盈利，只有凈應納稅所得額為正，這一稅收優惠政策才有意義。而在資本密集型的清潔能源項目中，在實施加速折舊方式下，企業盈利比較困難，這限制了稅收優惠政策的惠及面。

二是稅收優惠政策所吸引的投資者類型相對有限。稅收優惠政策對那些有較高稅收負擔的機構有特別的吸引力，正因為如此，商業銀行成為目前美國金融市場為清潔能源項目融資的主力。然而，由于很多商業銀行在2008-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中受到重創，可貸款或可投資資金明顯減少，因而影響了對清潔能源項目的融資。

在美國金融市場上，一些主流的機構投資者（如養老基金、主權債務基金等）擁有更加穩定的長期資金來源，與清潔能源項目的融資需求更為契合，然而，他們卻很少參與清潔能源項目投資。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這類機構本身往往享受很多免稅待遇，稅收負擔不重，單靠稅收優惠政策很難吸引其加入清潔能源投資領域。

現行稅制問題突出體現在美國綠色市政債券市場的發展上。不少國家都在嘗試借助綠色債券市場為清潔能源等綠色項目提供資金。在綠色債券的培育期，通過公共機構的示范發行為市場提供指導是一個重要的發展途徑。由于美國擁有發達的市政債券市場，這意味著通過地方政府及其代理機構示范發行市政債券，有望在美國清潔能源項目融資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目前來看，美國綠色市政債券發行量很少。其中一個阻礙因素就在于稅制。

美國市政債券對投資者最大的吸引力在于投資收益免繳聯邦所得稅，而這種免稅的價值只對那些需要繳稅的主體才有吸引力，對于養老基金、401（k）等退休賬戶持有人而言，其投資收益本來就無需繳稅，因此，回報率相對較低的市政債券對這些投資者而言沒有什么吸引力。正因為如此，美國市政債券的投資者主要是個人、相互基金、財產保險公司等短期資金提供者，而不是養老基金等長期資本提供者。這也就意味著，在現行稅制下，通過發行綠色市政債券來為清潔項目融資，缺乏充分的投資者基礎。

3.美國資本市場運行模式與清潔能源投資的特點并不匹配

盡管美國擁有高度發達的資本市場，但從當前運行模式看，資本市場還沒有為清潔能源項目融資做好充分準備，主要體現為如下幾點。

資本市場往往存在決策短期化的傾向，更看重短期回報，對于氣候變化等長期挑戰還沒有充分考慮。換句話說，氣候變化風險及相關的環保政策行動尚沒有充分“內部化”。

資本市場投資者非常看重流動性要求，流動性高的資產往往具有高估值。然而，由于清潔能源項目十分復雜、面臨很高的技術風險、投資回報期很長、參與者有限等原因，往往不能滿足投資者對高流動性的要求。

缺乏必要的金融基礎設施。清潔能源行業歷史不算悠久，缺乏有關投資項目以及投資結果的充分數據。投資者經常很難理解項目的真正意義以及潛在收益和風險狀況，從而影響了對投資的判斷。

相關的金融創新尚缺乏法律支持。在美國傳統的油氣項目中，一種特殊的組織形式——“業主有限合伙制”（MLP）被廣泛應用，主要原因在于MLP具有有限責任、稅率極低、靈活性強、相對回報率高等優勢，對投資者，特別是個人投資者很有吸引力。目前，美國不少金融中介機構都呼吁將MLP作為清潔能源項目的主要組織方式。然而，在現行法律下，MLP只適用于傳統油氣資源的開發，不能運用于風力、太陽能等清潔能源的開發項目中。

幾點啟示

近年來，我國清潔能源投資持續超過美國，我國綠色金融在綠色債券等細分領域的發展勢頭也超過了美國，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我國就可以高枕無憂。無論是化石能源向清潔能源的轉型，還是支持這一轉型的綠色金融體系的發展，對于中美兩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而言，都是嶄新的課題，都處于探索學習階段。美國遇到的許多問題在我國也同樣遇到。因此，美國的經驗可以給我國清潔能源發展帶來一些啟示。

1.政府應向市場傳遞清晰明確而前后一致的信號

金融是市場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金融市場參與者的行為依賴于清晰、穩定、可預期的公共政策。美國歷屆政府對能源轉型前后不一的態度以及對化石能源采取的巨額補貼政策，不利于金融體系對清潔能源投資的支持。

在我國，綠色轉型和綠色金融發展過程中也存在政策模糊和不一致之處。例如，在綠色債券的“綠色”界定方面，央行主導下的綠金委標準和發改委標準之間存在差異，而且兩個標準缺少互認，對市場形成一定困擾。再比如，我國綠色發展并不完全排斥化石能源的使用。在此情況下，化石能源政策如何與清潔能源政策相互協調，如何把握好二者的度，需要特別注意。不解決這些關鍵問題，就無法避免政策的模糊性，也無法引導金融市場形成正確的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