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國商務部官方網站消息及媒體報道，1月23日(美國東部時間2018年1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毫無懸念地批準了對全球光伏產品采取保障措施的建議：美國將對全球進口的光伏電池和組件征收特別關稅和實施關稅配額措施。

    這一措施當然更為針對中國，根據美國總統貿易辦公室(USTR)在其公開文件中提到的數據：中國在2017年生產了全世界60%的光伏電池和71%的光伏組件。

    所幸，截至1月23日晚間收盤，根據《證券日報》記者觀察，這一消息并未對A股光伏板塊產生重大影響。市場人士普遍人為，這主要是由于產業對美國上述貿易保護措施的預期已十分充分，如今只是懸了八個月的“靴子終于落地了”。

    不過，從產業角度出發，上述措施對全球光伏產業，尤其是產能占比最大的中國光伏的沖擊仍然是不可忽視的。據《證券日報》記者整理，正是在上述貿易保護措施預期的影響下， 2017年上半年我國對美國光伏組件史無前例地同比下降了96.6%。

    而如今“為期四年的貿易保護政策出臺，意味著作為曾經‘紅火’的光伏應用大國，美國市場的‘低迷’狀態，可能還會維持至少四年。”偉凱律師事務所中美貿易摩擦咨詢高級貿易顧問李國剛向《證券日報》記者表示。

   特朗普就任以來首次動用總統權做貿易決定

    曾經在中國商務部工作20年，2011年擔任中國對美國多晶硅反傾銷案調查主管的李國剛向記者介紹，在上述貿易保護措施項下：未來四年，美國將對進口的電池產品實施關稅配額管理，征收的方法為，對每年的首個2.5吉瓦之內的進口電池免征關稅，在此之后的進口將被征收特別關稅，稅率從第一年的30%逐年降低，每年降5%，最后一年為15%;對組件實施關稅措施，實施的期限為四年，稅率從第一年的30%逐年降低，每年降5%，最后一年為15%。其中將所占出口額百分之三以下的普惠制受惠國排除在措施范圍之外。

“事實上，在貿易問題上采取強硬措施符合特朗普總統‘美國優先’競選承諾和貿易政策。”李國剛介紹，應美國Suniva和SolarWorld兩家公司的申請，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自2017年5月17日開始光伏產品的全球保障措施調查，又稱“201”調查。ITC在2017年10月31日就進口光伏電池及組件向總統特朗普提出了采取貿易救濟措施的建議，希望從全球范圍內限制光伏產品的進口，主要針對的對象是中國。ITC的委員們建議采取關稅配合和提高關稅的方式來實施保障措施，總統有60天的時間決定是否要接受建議。由于USTR需要ITC補充一些材料，根據美國的法律，總統的決定時間可以延長45天，2018日1月26日是最終期限。1月22日，特朗普總統毫無懸念地批準了了采取措施的建議，這也是特朗普就任總統以來第一次動用手中的總統權力來做出重大的貿易決定。

    可能引發全球光伏格局變化產能向普惠制國家轉移

    在中國光伏面臨的全球貿易摩擦中，2013年全球貿易額最大的中歐光伏談判最具代表性，就中美之間，也最具可借鑒意義。彼時，中國光伏產業樂于看到中歐雙方最終通過“達成‘價格承諾’協議”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這一可能殃及貿易額高達200多億美元，以及中國40多萬人就業的貿易爭端。

    李國剛也曾在2013年于中歐光伏談判中擔任中方技術談判小組組長，在他看來，中歐雙方高層關注是妥善解決光伏貿易摩擦的關鍵和根本保證，雙方技術層在規則范圍內尋找滿意合規的雙贏方案，則為妥善解決摩擦奠定了技術和規則基礎。

    “中美之間光伏貿易摩擦比中歐摩擦要復雜得多，雙方目前還沒有達成和解協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美方對來自中國的光伏產品在2011年和2013年發起了兩次貿易救濟調查，而且實施每年一次的行政復審，現在又加上全球保障措施，有點像‘意大利面條碗(spaghetti bowl)’，糾纏不清;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囿于美國獨特的貿易救濟體制，政府對于中止調查和措施的權力有很多程序上的限制，加上美方在談判中想兼顧其上游多晶硅的利益，困難可想而知。”李國剛表示。

    事實上，此次對光伏產品發起保障措施調查，在美國國內遭到了強烈的反對，太陽能(5.680, -0.02, -0.35%)行業協會、公共電力公司以及安裝商等認為高關稅會提高供應鏈和最終用戶的成本支出，對整個行業造成損害。因此，美國采取保障措施對全球光伏產業的發展以及光伏產品的應用是個打擊，不僅會傷害光伏產品生產商，也會損害美國的安裝商、進口商以及用戶的利益;進口光伏產品的價格上漲，將大大增加美國安裝商和用戶的安裝成本和費用支出。另外，保障措施也可能對全球光伏產業的布局產生影響，因為一些享受普惠制的國家被排除在措施的范圍之外，未來有可能會引起貿易和產業轉移，即被采取措施的國家可能會將光伏產業的生產基地轉移到未采取措施、勞動力成本低的國家，盡管美國政府會密切監控保障措施后進口情況。

    “貿易救濟措施實際上是‘雙刃劍’ ，在保護上游的同時，也會損害下游利益，如何量化性地評估最終經濟利益始終是個難題。”李國剛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