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深入人心，曾經步履蹣跚的綠色金融逐漸進入風口期。2016年，中國綠色債券市場成為全球最大的綠債市場。社會資本發起的綠色基金達到了200多只。多個省區啟動綠色金融試點。

然而，合乎“理想主義、擔當精神和創新意識”的綠色金融并不能一蹴而就。如何讓其尋到一條可持續的方法，走出情懷、補貼之谷，仍是中國金融機構眼前的難題與責任。

正因為如此，在山寒水冷的冬日，數十位來自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機構、非政府組織的專家學者，借興業銀行新書《從綠到金：基于赤道原則的銀行可持續發展實證研究》發布之際，齊聚北京單向空間書店商討綠色金融可持續發展的未來前景。

從“春風不相識”到“芳草碧連天”

綠色金融的發展與社會經濟所處的階段密不可分。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提出了“經濟靠市場，環保靠政府”的口號，環境管理、污染治理主要依賴行政手段，經濟金融政策和市場機制的作用不受重視，綠色金融自然也無從談起。

這種情況在1995年有了初步改觀。那一年，原國家環保局率先發布《關于運用信貸政策促進環保工作的通知》，人民銀行隨后發出《關于貫徹信貸政策與加強環境保護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各級金融部門在信貸工作中重視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護。

此為中國綠色金融最初的萌芽。不過，上述政策既沒有給出明確的環境與社會風險的定義，也沒有對相關管理措施給出明確表述，因此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綠色金融政策，而僅具有某種“啟蒙”的價值。

被業界公認為第一項綠色金融的政策直到2007年才出現。2007年7月，原國家環保總局、人民銀行和銀監會聯合發布《關于落實環保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要求金融機構對未通過環評的項目不得新增任何形式的授信支持。該文件初步形成了綠色信貸框架，標志著中國銀行業正式開啟綠色信貸時代。此后，作為應對環境污染的全新方法，綠色金融在政策體系上日益豐富完善。

這種變遷從金融機構的實踐中體現得更為生動。興業銀行是我國首個“赤道銀行”。2007年，有人問該行董事長高建平，如果綠色金融不賺錢，為什么興業銀行要做呢?高建平答，也許短期內不掙錢，甚至要冒一定的風險，但是隨著各方的培育，市場和利潤終歸會有的。

事實如其所言。最初，興業銀行的綠色金融業務在市場上頗遭冷落，時有質疑的聲音，然而，經過十年的堅持，其已為近1.5萬家企業提供綠色融資近1.5萬億元。道不孤，必有鄰。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今天，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加入到綠色金融的潮流中去。“赤道銀行”也迎來中國大陸第二個小伙伴——江蘇銀行。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對此頗為感慨：當年興業銀行采納赤道原則時是踽踽獨行，幾乎是“春風不相識”，十年之后，我們終于迎來了綠色金融的春天，看到了“芳草碧連天”的景象。

綠色金融不能只有情懷二字

盡管春雨已至、天地已新，但綠色金融面前的困難還多。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坦言，對綠色金融、赤道原則早有關注，和興業銀行也多有接觸，然而，對綠色金融的“真意”卻仍費思量。

“一般參加會議致辭，我最多準備兩天，可是這個發言我看了很多材料，依然不太得要領。”他疑惑的一點是，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找到一個很好的商業模式，主要還是靠稅收、財政的支持。“這不是一個可持續的辦法。”

這正是綠色金融當今的痛處。不少金融機構雖然對綠色金融心向往之，但是無奈其“情懷很高，利潤很低”，真到下手時不免瞻前顧后，畢竟金融機構不能任性“撒幣”。

魯政委分析稱，我們都還沒能夠真正把“綠色”和“金融”結合起來，可謂“此時相望不相聞”。“政府補貼的空間總是有限的。我們必須知道一個不需要出錢、只需要政府出政策，市場就會自動運轉的方式。”

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前首席經濟學馬駿對綠色金融深有研究，也深有感情。他在許多大場合介紹過中國綠色金融的進展，也了解其中之難。

他說，很多坎兒還需要綠色金融邁。比如信息不對稱。信息披露還不足夠，投資者不知道哪個企業是綠色的，哪個企業是污染性的，即使有綠色偏好的資金也難以找到投資項目。再比如期限錯配。我國銀行的平均負債期限只有6個月，因此，銀行很難為長期綠色項目提供大量的信貸，否則會面臨嚴重的期限錯配風險。環境權益的抵押品范圍受限也是個大問題。

環境保護部原總工程師、環境保護部科技委員會委員楊朝飛指出，目前，我國尚欠缺技術標準、實施指南和具體工具來支撐銀行全面實施綠色信貸，各家銀行只能按照各自的方法實施綠色信貸所需的風險評級、績效評估和內部培訓等。特別是由于缺乏細分行業的技術標準和操作指南，銀行在執行綠色信貸時缺乏統一的標準，容易進退失據。

他特別提醒，即便是環保治污項目，即便是綠色產業、綠色技術，其中依然存在著社會風險和環境風險。“不能說國家產業政策允許，銀行就隨意貸款。”這方面的教訓已不少，銀行一定要搞獨立評估，不能盲目迷信“綠色”。

創新是“從綠到金”的法門

在專家們看來，綠色金融來不得等靠要，必須銳意創新，方能“從綠到金”。

李楊說，銀行在理念上要有新認識。“作為商業性機構，銀行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天經地義。但去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十九大、全國經濟工作會議三個會議傳遞的信息告訴我們，經濟發展到這個階段，完全商業化的投資活動基本不存在，比如基礎設施投資、扶貧、共享等。發展綠色金融，落實到銀行上，銀行要轉變理念，要市場原則、經濟原則和社會原則并重，這就要考慮非經濟的因素。”

魯政委稱，我國在制度創新方面具有頂層設計方面的獨特政治體制優勢。因此，他在制度方面提出了兩個設想：第一，讓綠色債權獲得優先受償權。這樣能夠使綠色的債權變得更安全，即便收益率低一點投資者也愿意投資;第二，降低綠色融資的風險權重。目前興業銀行的綠色貸款的不良率只有約0.2%，而其他21家主要銀行機構綠色信貸不良率也只有0.4%左右，這與同期全部貸款1.7%不良率相比，低了至少75%。“為什么不可以把綠色信貸的風險權重因此下調為25%呢?如果這樣，我相信綠色信貸也會發展得更快。就好像投資者雖然利率低也愿意買國債，是因為其風險權重為零。”

另外，綠色項目需要長期、低成本的融資，短期資金很難為綠色項目提供融資，而對當前債券的發行利率，不少綠色項目又難以承受，對此魯政委建議，為支持作為2020年之前三大攻堅戰之一的“污染防治”，對于綠色金融還可以考慮進行定向降準。

楊朝飛表示，縱觀美國金融市場發展，靈活、多樣的金融產品與交易方式是其表現形式，耗時近百年建立的信用體系、風險評級機制等風險管理體系才是其精髓所在。在此基礎上，美國金融市場涌現出多種多樣的綠色金融產品以及成體系的環境風險管理方法。就我國而言，作為環境問題市場化解決手段的綠色信貸政策，在未來也會出現更多的激勵機制，不斷將環境外部成本內部化，例如對環境風險較低領域的貸款免受貸款總額限制、對于綠色投向金融產品的優惠政策等。屆時，金融機構環境與社會風險的管理能力對其在金融市場的競爭力是決定性的。

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副院長、綠色債券實驗室主任史英哲則提議，在政府、市場二元系統之外，加上社會的考量。通過更多第三方的參與，讓整個社會力量形成對綠色金融發展有利的正循環，那么，綠色金融就有了長期的市場價值，邁起步來也更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