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對于人為造成的氣候變化問題的關注已持續近40年。1979年第一次世界氣候大會上，科學家發出二氧化碳濃度增加導致全球升溫的警告，氣候變化首次進入國際社會的決策視野。而后，1988年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成立，氣候科學評估體系逐漸確立;1990年政府間談判委員會(INC)成立，正式開啟應對氣候變化的政治進程。2015年達成的《巴黎協定》在確定長期目標、平衡“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機制和動態評估方面具有重要的開創意義，同時也見證了全球氣候治理“二分法”解構、大國外交與全球民主平衡、決策視野擴大及廣泛參與等趨勢性轉型。本文總結了全球氣候談判演進的四個階段，歸納了《巴黎協定》所代表的新特點與新進展，識別出后巴黎時代全球氣候治理中的關鍵問題。

后巴黎時代，對中國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對于中國成為氣候“領導者”的觀點，國內需謹慎對待。一方面，氣候治理在一定意義上屬于提供全球公共物品，處理不好各國間的權衡很容易造成“搭便車”現象，為中國增加承擔責任的負擔，縮小在國際氣候治理進程中的政策回旋余力。中國總體上仍處于工業化中期向后期的過渡階段，面臨城鄉差異、收入差距、經濟下行等多重壓力，盲目地承擔責任只會降低其在世界范圍的競爭實力。另一方面，領導力的承擔需要強大的政治依托，中國自上世紀以來的外交進程大多以“參與者”為主，尚未形成穩定的政治同盟，也缺少全球治理的經驗。中國的領導需以發達國家穩固堅定的氣候承諾為支撐，在各國行動不確定性增強的當下，著重防止發達國家借此否認“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拋棄歷史責任而違背氣候公平的可能。

因此，現階段中國仍應權衡其責任與能力，以堅持既定戰略和目標不動搖為基本原則，從行動上而非言論上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首先，堅定承諾，將應對氣候變化納入國家的整體發展戰略。第二，堅持發展中國家定位，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堅決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第三，合理管控國際社會預期，加強國內國際輿論引導。第四，維護多邊機制，與各方團結合作。最后，多層次對話商談，避免將氣候談判作為國家間互相指責的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