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為提升全球金融機構識別和管理環境風險的能力，提供可借鑒和參考的國際最優實踐，2017年上半年，受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綠金委)委托，工商銀行牽頭綠金委多家成員單位，共同撰寫全球第一本環境風險分析理論、方法、模型的案例研究書籍——《金融機構環境風險分析與案例研究》。該書于日前正式出版發行，書中的方法和模型覆蓋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資產管理公司等多種金融業態，具有廣泛的應用基礎和參考價值。近期，中國金融信息網將為您連載本書主要內容，敬請關注。

一、碳減排的風險定價

(一)氣候變化及其風險

氣候變化。人為原因導致的氣候變化，已經成為越來越嚴重的環境問題，對地球生態系統、糧食生產、公共衛生和安全都會帶來持久而廣泛的災難性影響。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2015年12月，在巴黎氣候大會上通過的里程碑式的《巴黎協定》，明確要求把全球平均升溫幅度控制在工業革命前的2℃之內，并為實現控制在1.5℃之內的目標而努力，為此各國將盡快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達標，并在21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全球凈零排放。(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IPCC)估計，截至2011年，已經累積排放的溫室氣體碳當量已經達到約1900吉噸，意味著2011年以后的全球“2℃碳預算”大約為1000吉噸[1]。IPCC估計，減排成本(不包括避免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效益)所對應的21世紀全球總體消費增長率每年降低0.04%~0.14%，在此期間總體消費預計會以每年1.6%~3%的速度增長[2]。

轉型風險壓力點：碳定價。

(1)碳定價途徑。政府的減排承諾，必須通過主要排放領域的重點排放機構及設施的強化減排行動來實現。主要途徑是通過碳稅或碳排放權交易等碳定價措施，將溫室氣體減排成本內部化到企業的成本結構之中，最終通過企業行為的改變推動實現整體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低碳轉型。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截至2016年10月，全球已有約60多個國家和地區實施或計劃實施碳定價工具，覆蓋約70億噸碳當量排放，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13%。(2)碳排放權交易。作為最引人矚目的碳定價措施，碳排放權交易是基于“總量與交易”原理的市場化機制，政府確定排放總量上限后，將碳排放權配額分配給重點控排行業的控排主體，并允許它們通過市場交易活動出售多余的配額，或購買不足的配額用于履約。(3)碳風險分析思路。由于物理風險的促發主要基于特定的地理及氣象條件，而轉型風險的促發則主要來自政府的控排措施及由此帶來的合規壓力，因此對于企業和金融市場而言，相較于物理風險，轉型風險將成為更為常態化的風險來源，而碳排放權交易等帶來的市場化碳定價機制，則是轉型風險的主要壓力點。在本章的后續部分，我們將主要基于碳排放權交易機制下的碳價壓力因素來分析企業及金融市場面臨的碳風險。

(二)碳價影響因素綜合來看，目前學者們總結的影響碳價的因素[3][4][5]，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四大類：

1。經濟因素

宏觀經濟狀況。

當經濟形勢好時，工業、交通、電力等碳密集行業生產需求的提升必然將導致碳排放增加，需求量增加導致碳價上漲。

能源價格。

碳價對于能源市場價格比較敏感，其中碳價與煤炭等化石能源價格呈負相關關系，與清潔能源價格呈正相關關系，化石能源價格越高企業使用清潔能源動機就越強，排放減少導致碳價走低;反之清潔能源價格上升會降低企業使用清潔能源的動機，排放上升將推高碳價。

碳減排技術。

當碳減排技術不斷提高時，企業減排成本將降低進而使碳價下降，因此按技術水平不斷提高的趨勢假設，在其他因素保持穩定的情況下，碳價將會有一個下降的趨勢。

2。氣候因素

氣候變化。

短期氣溫異常會增加空調及采暖設備的使用，增加碳排放量并推動碳價上漲;降雨則會使水力發電占比增加，暫時拉低碳排放量并降低配額需求，可能引發碳價下跌;氣候變化效應不斷增強，則會強化政府的控排力度并使碳價維持在高位。

氣候談判。

碳市場本身就是國際社會為應對氣候變化達成的減排協議下的政策產物，因此受供給方政策和國際氣候制度的影響很大。

3。政策因素

控排政策。

碳排放標準、控排目標、碳稅等控排相關政策，直接決定減排的規模和程度，以及碳市場的運作模式，均會對碳價產生影響。

配額政策。

碳排放權配額分配方式是影響初始價格的直接因素，免費分配方式下配額的初始價格為零。拍賣分配方式下競拍產生的價格即為配額的初始價格，配額政策寬松會降低企業的需求，從而使碳價下跌;此外，碳信用存儲和借貸政策，也會直接影響碳價。

減排項目數量。

減排項目簽發量的提高會降低其二級市場價格，進而拉低碳價。

交易成本。

碳交易的成本越大，會限制碳市場的碳供給，使二級市場碳價上漲。

4。決定碳價的因素

價格本質上是由供求決定的[6]。上述所列的各類因素，無論是經濟因素、氣候因素還是政策因素，最后直接或間接影響的都是供求關系。價格作為供求關系的量化指標，無非是對當前供求關系的反映，或者是對未來供求關系的預期。這也是決定碳價的根本因素。

(三)影響碳價的政策杠桿

碳市場作為人為創設、規制并直接服務于特定減排政策目標的特殊市場，其供求關系較之普通市場要更復雜一些。由于碳排放權配額的供給主要由相關政策決定，因此碳市場的供求關系很大程度上直接受政策杠桿的影響。主要的政策杠桿有兩種：一是一級市場的基準線選擇;二是二級市場的碳價調控機制。

1。基準線選擇

在一級市場上，基準線實際上是在行業發展水平基礎上，對行業減排力度的一種度量。在確定控排總量目標之后，行業基準線如何選擇，直接決定著控排門檻的高低和尺度的松緊。在免費分配配額的情況下，基準線是決定配額供給最重要的顯性尺度;即使在拍賣等有償分配方式下，基準線仍然是影響配額供給的隱性標尺。作為一級市場的政策杠桿，在行業發展與排放控制兩個政策目標的平衡，以及常規減排與強化減排等不同政策力度的拿捏方面，基準線都可以為政府提供改變配額供給進而影響碳價的選擇空間。

2。碳價調控機制

碳價調控的必要。在二級市場上，碳價過低或過高都會損害碳定價機制的有效性，甚至出現歐盟碳排放權交易體系(EU ETS)第一階段曾經有碳價崩潰等市場失靈的現象。碳價過低無法對企業形成足夠的成本壓力并促使其真正重視減排，碳價過高則會對企業施加過重的成本壓力導致其難以承受。因此，政府有必要確定合適的碳價調控區間，并在碳價波動溢出這個區間后進行必要的干預。

碳價調控手段。碳價調控機制的核心，是通過政府干預直接影響二級市場的當前供求關系，使碳價波動回落到合適的區間之內。政府干預手段主要有兩種：一是在碳價過低時進行公開市場操作，委托市場平準基金直接進場買進配額，回收部分流動性;二是在碳價過高時進行配額公開拍賣，將政府預留的配額儲備投放市場，向市場注入流動性。

調控機制的影響。事實上，鑒于政府本身的強大信用，碳價調控機制存在本身就會讓市場參與各方形成一種強烈的心理預期，在未出現系統性風險事件的情況下，往往會使碳價波動自動維持在調控區間之內。北京碳交易試點2013年啟動并建立碳價調控機制以來，碳價波動至今從未超過20~150元/噸的調控區間。

二、中國碳定價進展

中國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體系啟動后，初期覆蓋的排放規模即會達到30億~40億噸，占目前全球碳市場覆蓋的排放規模的一半以上，地位舉足輕重，動向舉世矚目。目前，中國七省市碳交易試點已經成功運行近4年時間，在定價機制方面已經較為成熟，這也為未來中國全國碳排放權市場中形成公允的定價提供參考。

(一)中國的減排政策與行動

1.我國碳排放現狀

國家碳排放核算。

2013年2月，《中國氣候變化第二次國家信息通報》披露，2005年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中，二氧化碳排放59郾76億噸，占比80.03%，其中能源活動排放54.04億噸，占90.4%[7]。2017年1月，中國政府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提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第一次兩年更新報告》披露，2012年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包括土地利用變化和林業)為98.93億噸，其中能源活動排放86.88億噸，占87.8%[8]。

國際機構關于中國碳排放的研究。

世界銀行2016年公布，中國2005年化石燃料燃燒和水泥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為57.90億噸，2013年為100.21億噸[9]。根據美國能源信息署(EIA)的數據，中國2005年能源消費引致的二氧化碳排放為54.31億噸，2014年為93.77億噸，比2013年減少1.51%[10]。根據英國石油(BP)的數據，2005年中國能源消費引致的二氧化碳排放為61.59億噸，2016年為91.23億噸[11]。根據EIA數據，從2014年開始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首次出現負增長;根據BP數據，2015年和2016年中國連續兩年出現負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