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電力資源在更大范圍內的優化配置，是我國能源資源稟賦特征及其相應的能源安全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體現，成為我國電力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兩輪電力體制改革的“設定動作”，都包含有構建區域電力市場的任務，當前我國能源利用轉型加速推進，促進集中生產的可再生能源在更大市場范圍內消納，不僅是有效且可行的方法和路徑，也體現了電力市場各方投資運行主體的強烈意愿。

2004年我國第一個試點區域電力市場——東北區域電力市場在多方關注下鳴鑼開市。經歷11個月的模擬運行、4個月的試運行之后最終折戟沉沙。與東北區域電力市場同步試點的華東區域電力市場，一度已順利探索了日前市場交易模式，并進行了模擬運行與調度實驗。最終因2007年電力供需緊張形成單邊賣方市場而停市。14年后的今天，隨著電力供需形勢的轉變、新能源的大規模發展及其在負荷中的高度滲透，區域各省骨干電網不斷堅強和省間輸電通道日益增加，市場主體的市場意識和數量規模快速提升，今日的區域市場從規模、內涵、調節技術和監管手段已大大區別于往日東北、華東電力市場，但第二輪電改中區域電力市場先驅——華北區域市場在建設過程中依然經歷了從雄心壯志到裹足不前的尷尬境遇。“新問題，往往都是老問題”。通過分析我國區域電力市場建設進展緩慢的原因，從發展的角度解決好飽受詬病的“省間壁壘”難題，因地制宜，統籌協調，實現區域電力市場“軟著陸”，才能更好地推進全國電力市場建設的進程，促進清潔能源更大范圍消納，實現能源轉型發展的資源優化配置市場改革目標。

“省間壁壘”是舊事重提還是無解之題？

地處河西走廊西端的甘肅酒泉不僅風、光資源豐富，區域內各省的風電負荷曲線在季節上可以互補，配套適當規模的火電，既可實現相對穩定的風光火聯合向區域外輸送電力電量，同時還可以保障特高壓直流運行穩定，提高輸電效率和經濟效益。與此同時，我國中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潛力大，電力需求增量空間較大，但一次能源相對匱乏，煤電油運矛盾突出，防治大氣污染任務艱巨。

2017年3月10日，酒泉—湖南±800千伏特高壓直流輸電工程（簡稱“酒湖線路”）正式啟動全線帶電調試，按照預期，西北區域的風能和太陽能電力在甘肅匯集后，將通過這條連接西北到中南電網的特高壓“高速路”源源不斷地送往湖南。然而通過近1年的單邊運行，該線路最高負荷僅有200萬千瓦時，與計劃送出規模相去甚遠。受端落點無法落實，輸電價格懸而未決；西北區域內通道與市場調節難以作為，新能源發電企業躊躇滿志卻落得棄風棄光率高企、效益大幅度下滑乃至虧損的尷尬境遇，河西走廊的“窩電”現象愈演愈烈。

“酒湖線路”的閑置是區域內市場調節不到位、省間壁壘嚴重導致跨區域送電困局的具體表現之一。在目前電力供需過剩的情況下，買方市場占據主導權，各省出于對當地電力市場的保護以及對本省經濟發展的考量，對跨區域交易設置重重阻礙，有的省份曾出現了對跨省參與交易購電主體實施核批手續，而并非以資源調劑為意愿在省間交易平臺上自愿進行交易以激活區域市場。作為承擔跨省跨區交易的北京、廣洲電力交易中心，同樣也面臨著地方政府的制約，受端省份占據更明顯的話語權和主導權，使得交易中心在省間協調、溝通上未免有些無能為力。究其背后的原因，以省級電力平衡關系為核心的運行管理方式強化了各省級政府的主導權，如此一來，加劇了電網運行管理、行業政策落地的碎片化，形成了目前各省區間各自為政、各方博弈的狀況，導致區域電力市場建設遇阻。

電力體制改革最根本的目的是以最小的資源與環境消耗、最低的資本投資等內外部成本提供安全、可持續電力供應，實現綠色、低碳、可循環經濟發展。國家發改委《關于推進電力市場建設的實施意見》明確提出，構建區域和省級多類型構成的電力市場體系，促進能源資源在更大范圍內優化配置。而從我國各省的資源稟賦來看，西部可再生能源富集，東部火電裝機冗余。為倒逼非化石能源比重在2020年目標的實現，綠色能源配額制在全產業鏈實施，各省級電力市場是無法獨立完成目標任務的，只有通過省間交易互補、區域層面電力電量平衡、跨區域的資源統籌與市場行為的確立，才能激勵市場主體調整送端發電供應與受端電力消費方式、定位，有效減少各省內的電力裝機冗余及不必要的重復投資，促進資源富集省份有效利用資源，受端省份合理出讓火電發電空間，提高全國能源系統整體的利用效率與效益。

解決目前遇到的諸多問題，不應單一從電力市場的角度來考慮，而應該從經濟乃至電力轉型發展的角度，將改革和發展統籌推進。區域電力市場的建設應從頂層設計著手，“省間壁壘”的破除不能僅靠市場自身來解決，“革命”歷來是外部或外延力量的作用，歷史遺留問題需政府層面的推動。頂層設計是發展戰略的“指揮棒”，市場是發展的保障機制，若政府的“政策之手”缺位，“指揮棒”的戰略導向缺失，又從何談起以保障機制協調資源優化配置？

目前我國電力市場的“四梁八柱”在不斷完善之中，區域市場建設應該是非常重要的環節，而目前區域市場建設滯后已經明顯制約了我國電力市場的建設和清潔能源消納。2017年分省輸配電價已經核定完成，跨省區輸電線路電價專項核定工作已經啟動，為區域市場和全國電力市場建設奠定了基礎。2018年應盡快啟動區域市場建設方案與試點，吸取前車之鑒，不可因噎廢食，積極發揮市場在資源優化配置中“無形之手”的力量，有效促進清潔能源的消納以加速我國能源轉型。國家發改委、能源局應借力區域能源電力監管機構，聯合區域內各省相關政府部門，依托區域電力調度機構，建立協調聯絡機制，由國家層面的政府主導制定相關的政策和規則，調動區域各方參與的積極性，不斷完善區域市場建設。當然，區域電力市場建設過程中，也需要各級政府部門、電力企業與用戶統一思想認識，不能僅僅站在本位主義的角度和自身利益來對待改革。

區域電力市場是緩解“三棄”的一劑良方

積極促進清潔能源消納是加快我國能源系統轉型的主要任務，西北“棄風棄光”、西南“棄水”，是我國現階段清潔能源消納遇阻的突出表現。構建西北區域和南方區域電力市場是全國區域電力市場建設的重中之重。

西北區域

近年來，我國西北地區“棄風限電”問題凸顯。從表面上看，是裝機冗余、新能源優先權安排與需求負荷不匹配、通道結構制約等多重因素疊加造成。但深究其背后的原因，是有效的市場機制缺失導致風電在不同省份以及省內不同風電基地之間負荷特性難以有效協調，造成大量發電資源無法利用。

西北地區從電網結構和運行來看，區域內省間聯系密切；從資源特性來看，區域內裝機分布“西新東火”特點明顯，新能源主要集中在河西走廊、青海海西和新疆等地，區域內東部地區分布大量煤電自備電廠；從用電特性方面，陜西、新疆峰谷差大，而寧夏、青海等高載能用電占比多，用電負荷則較為平坦；青海冬季黃河防凌、夏季水電大發，存在季節性較大幅度的發電負荷波動，提供了良好的區域市場交易調節條件。從實地調研情況來看，位于擁有大量風、光等優質新能源資源的河西走廊發電企業虧損嚴重，體現為風電發電優先權的基本利用小時（平均不到800小時）得不到保障，省內只有中長期交易，沒有對負荷可滾動調節的季度、月度、日前的集中競價交易和輔助服務交易，由此嚴重制約了省間乃至區域間的各品種、各時段交易調節。盡管處于西北電網樞紐節點的甘肅省電力交易中心盡力協調，但是由于區域內市場交易不充分、送出通道能力受限、受端市場受省間壁壘制約等因素影響，西北地區多年“窩電”問題遲遲未能得以解決，西北各省電力企業對搭建區域市場化平臺訴求強烈。

通過構建西北區域電力市場，根據價格、季節、負荷特性進行新能源之間、新能源與水火之間、公共電廠與自備電廠之間的市場化交易（包括替代發電權交易），各省間資源根據季節特性互為補充，省間備用容量共享，在保障風電計劃電量的前提下實現區域內市場化交易，實現區域風電資源錯峰送出，可以有效緩解區域“棄風限電”，實現風電、光伏發電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同時實現風電光伏發電資源、水火電資源在不同時間段內相互支撐調劑、利益共享。通過構建充分完備的市場機制，新能源價格、調劑等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實現發電資源在區域內以及跨區范圍的優化配置，進一步將能源和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

南方區域

與造成西北區域“窩電”的原因有所不同，南方區域不僅擁有大量的可相互調劑的發電資源，同時送端省份與受端省份都同處于一個區域內，電網通道送出能力逐步完善，市場化環境先天優勢明顯。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云南棄水頑疾久治不愈，其內因與西北地區如出一轍——仍是有效的市場交易機制缺失所導致。

從現實情況來看，廣東省作為西電東送的受端省份，但其省內經濟發展也欠均衡，多個電價區間市場關系調節難度大。云南水電輸送到廣東，若以落點地區電價定價，會打亂省內不同價區相互交叉補貼的均衡發展關系；廣州電力交易中心在成立初期的定位是配合國家發改委、運行局完成政府計劃電量的調劑，西電東送中僅有少部分計劃外電量作為市場電進行交易，但受制于通道、調節能力，以及省際間的利益，市場化電量急需擴大，但是難度更大。云南省作為送端，受水電出力的季節波動性影響，以及出于攤薄省內電價的目的疊加過網費，導致電價枯期倒掛問題長期存在；而出于省內經濟及市場承載能力，更愿意將“便宜電”留在省內而將新投產、造價較高的“貴”電外銷。

盡管廣東省以市場適度開放的姿態接受省外清潔能源電量，但規定銷售電價不能高于省內煤電標桿電價，另外出于省內經濟發展考量，接受大量的省外水電將進一步降低省內火電機組利用小時，進一步加劇核電資源閑置，惡化本省發電企業生存環境，不利于本省的經濟發展。由于有效的市場調節機制、定價機制、履約機制缺失，造就了送受兩端“你不情我不愿”，難以達成共識的尷尬局面；云桂粵三省之間水電、火電本來在季節性與負荷特性上可以相互調節，但結果卻是發電企業經營慘淡，有甚者命運更是岌岌可危。

2017年春季，貴州劣質煤礦去產能，導致貴州送廣東的計劃電量兌現不了，云南省通過廣州電力交易中心協調置換，實現了水火互濟交易，體現了區域市場優勢。從歐洲經驗來看，德國通過與周邊國家聯網，與歐洲北部的水電進行互濟，加強區域間的合作是實現該國大比例風電消納的有效途徑。歐洲諸國的資源結構分布與我國南方區域不盡相同，尤其在我國特高壓建設、可再生能源滲透率不斷加強的情況下，南方區域市場的建設應借鑒國際經驗，因地制宜，分步實施，在云南、貴州、廣東等省最大限度地采用符合區域資源分布和經濟發展水平、電網建設規模的實際狀況的組織模式和價格機制，盡早確立送受端協調機制，以市場化的手段將送受兩端利益統籌協調。同時，通過先期構建落點價區與全省平均電價的關系，通過中長期合同和現貨交易，強化和規范送受兩端履約意識，運用發電權交易、輔助服務交易等準金融、準現貨屬性的交易工具和手段，充分利用通道空間，通過企業間的水火互濟、不同省間互濟、以及季節間的互濟，在政府推動的基礎上以合同履約解決枯期電價倒掛，以市場化解決定價問題，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電力企業生存危機。

南方區域電力市場是“政府調控基礎上的市場化”，政府層面只滿足“溫飽”，遵循國家戰略保障電量的穩定送出，滿足基本符合需求，電力電量的波動調節可以交由市場，以此不僅可以有效調節市場關系，實現一次能源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不同類型通過市場化優勢進行調劑，同時還可以實現供需在市場上對接，發電企業按照意愿及時送出并隨行就市獲得物有所值的價格，進一步調動市場主體積極性，體現市場主體意愿，擴大市場規模，緩解棄水之痛。

區域電力市場“軟著陸”的推進路徑

區域電力市場的建設是全國電力市場體系建設的組成部分。組建區域交易中心，職能定位是通過省間資源配置對各省份負荷曲線以及跨區送出負荷曲線的調劑；搭建區域市場，應建立在區域聯網和調度的基礎之上。在交易的物理手段上與電網相結合；在技術手段上基于我國的調度原則等各方面原因，暫時不應與調度相剝離；在交易中心的組織結構上，以股份制逐步走向市場第三方，從體制、技術、人員結構上逐步創新突破。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區域間的資源優化配置是由市場機制通過自動調節對資源實現的配置。2017年，北京電力交易中心實現了新能源的聯絡線現貨交易模式，這是一個創新，為不完善的省間交易探索了一條新路子。現貨交易是成熟電力市場發展到高級階段的重要標志。當前各省電力市場培育不均衡、不充分，這對區域電力市場培育帶來了更大的考驗。在中長期交易基礎上，實施現貨市場不僅能實時提供發電成本信號、時間價格信號和位置價格信號，特別能夠反映新能源時間波動性對水電、煤電甚至核電調節需求的市場成本，通過煤電容量電價并啟動現貨交易，將煤電調節成本轉移到新能源發電的補償支付，調動各方調峰的積極性，增強系統調節能力，實現能耗低、成本低的機組多發電，靈活可調節機組多調峰，有效提高系統的運行效率，減少過剩供應能力的財務風險。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在政府指導下盡快建立和完善市場機制，電力市場建設的目的是要通過市場機制捋順價格體系，形成合理有序的價格空間。根據國際經驗，從一次能源的煤炭價格到發電價格、從輸電價格到用戶用電價格，不單純擠壓產業鏈中某一方利益，應該在供用兩側形成合理的價格疏導機制，才有利于全產業鏈上企業的正常循環運轉。

從2005年第一輪電力體制改革到9號文印發至今，電改的推進速度超出預期，市場化的步伐逐漸加快，這也激發、更新了電力企業乃至全社會對電力市場以及新一輪電改的認知。首先，新一輪電改全面推進我國能源轉型。本次電力市場建設中首先提出“清潔能源優先權”的概念，并打破了“排排坐吃果果”的計劃電量安排規則，迫使新增煤電項目全部進入市場，讓煤電企業多了一分市場壓力，加之煤電停緩建的疊加效應，對加快能源結構轉型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第二，因為有了市場化建設，也間接促進了碳市場和綠證交易市場的衍生。市場化的建立，在未來與碳市場和綠證交易形成有效對沖互動，如果沒有電力市場的物理量交易，碳市場和綠證等金融屬性交易都是空中樓閣、墻上美景，新能源的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更是無從體現。第三，本輪電力市場建設最大的貢獻就是將消費側納入到了電力市場。黨的十九大對經濟綠色發展高度重視，先期我國電力工業主要圍繞發電側和供電側，在用戶側響應的缺失，使得提高系統效率更像是“自說自話”。用戶側在節能方面的作用，以及需求響應在成本降低等方面不僅體現了經濟效益、物理節能作用，也促進了技術創新，使傳統的電力供需平衡關系轉為彈性平衡關系，履行了十九大提出的在全產業鏈中實現綠色發展的目標。第四，互聯網技術與電力發展深度融合。通過技術創新拉動投資，觸發消費革命，為經濟發展帶來新動能。在過去的一年里，大量的技術創新帶動了民間資本的活力，通過運用技術手段更能體現多種能源的互補調劑、需求側響應所帶來的節能降耗、提高能效的優勢，以及巨大的經濟效益。現階段增量配電網建設成為炙手可熱的話題，投資者已理性認識到不是僅靠投資配電網獲取回報，而是希望借以增量配電網平臺促進節能減排、資源優化配置、聚集源網荷系統，培育多能互補新業態，更多地為用戶提供智慧化服務。電力工業也已從過去傳統的供應業、制造業、生產業轉變為，積極融合互聯網基因，與服務業相結合，以服務出效益，這符合國家經濟轉型的特征，也是本次電力體制改革所帶來的紅利。最后，是投資主體的轉變。有別于過去國有企業一股獨大，現階段民營企業、民間投資異常活躍，市場活力進一步被激發，電改紅利普惠于民。

但是，在積極推進新電改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警惕掉入另外一個誤區：發電、電網企業讓利于社會上眾多高耗能企業，這其中也包含很多本應被淘汰的落后產能企業，但這并不利于我國經濟的經濟轉型和長遠發展，更不能將對電力企業的盤剝讓利換來落后產能的“茍延殘喘”稱之為“改革紅利”。

電力工業是國民生產的基礎命脈，電力企業背負和承載著電力工業發展的歷史和政治使命。省際間的利益平衡，市場機制的協調構建，千頭萬緒使得區域電力市場的“軟著陸”任重道遠，仍需政府的扶持。以“政府之手”打破省間壁壘，中央政府層面主導、地方政府與企業形成共識，并盡快組織第三方對全國各地區電力改革進展的方向、目標、原則以及路徑等方面進行評估，使國家電改的政策和規則深入、規范地在各地貫徹執行，對解讀有偏差、執行有疏漏的地區及時糾偏，為區域市場建設奠定良好基礎，更好地實現資源在更大范圍內的優化配置。同時應加大對自備電廠的監管力度，運用市場手段、環保手段、安全手段進行有效梳理和關停，在此基礎上通過市場手段、發電權轉讓嚴格監管煤電自備電廠發電量規模。對于火電項目關停、退出和準入，盡量運用市場機制和政府規則，通過建立容量市場和備用機制，緩解火電企業經營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