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生活垃圾中，種種包裝物和一次性用品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這同樣來自生活方式和觀念的轉變。它們在被丟棄前所發揮的作用，是便利和潔凈。在一切都需要購買的城市里，幾乎沒有什么是可以不被包裝就完成銷售的，而絕大部分包裝在內容物被取出后就扔掉了。而且，這一事實并不會因為類似“限塑令”的舉措而得到扭轉，反而在不斷攀升。隨著網購和外賣的興起，用于包裝、填充的塑料制品和海量的一次性餐盒，已經讓輕薄的塑料袋不再是最迫切的問題。

同時，我們用保鮮膜、一次性手套、紙巾、濕巾、棉柔巾、紙尿褲來維持一種我們需要的潔凈狀態。——這種潔凈本身，亦是一種極具現代性的需求。人類不再能容忍污垢、警惕任何可能的細菌、相信潔白全新的紙制品要比反復盥洗的耐用品更干凈，這些信念最早也只能追溯到18世紀。如此的潔凈觀首先當然是基于現代醫學衛生理論的發展，但同時恐怕也離不開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氛圍對心理機制的影響。

是的，這些易得的一次性消費品讓我們的個人衛生和生活環境前所未有地干凈。但是，這種潔凈的另一面，竟然是持續增長的、難以處理的垃圾，也實在不能不說是一種頗具現代色彩的吊詭。人類也許從來沒有像現在在城市里這樣，與自己的生活產生的廢物徹底隔離開來。垃圾變成了一種交給其他人處理的東西。

這種隔離經常成為一種不平等的表征。在我們自己的身邊，以垃圾為生的拾荒者、廢品回收的初級從業者并不是個很小的群體，但卻以一種近乎看不見的方式生活在城市底層。雖然胡嘉明、張劼穎在《廢品生活》中說，“我們發現，城市廢品雖又多又臟，但不是人人能撿，撿的人也不是一般想象的別無資本、沒有學歷、無法去工廠工地打工才靠垃圾賺錢的‘可憐人’。收廢品群體其實是一個非常專業，需要特別的關系網絡和空間資源才能進入的行業。” 但，“一般想象”本身已經能夠說明問題。

在全球化的宏觀層面，垃圾的流向同樣是不平等的。我們應該都還記得2017年7月的一條新聞：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通知，宣布2018年1月起開始全面禁止從國外進口24種“洋垃圾”。而在禁令實施后，又有后續新聞報道，美國等“洋垃圾”輸出國感到很不適應，因此造成難以處理的廢舊物品堆積。以高能耗、高消費為主流的發達國家，將垃圾輸出到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做法，被齊格蒙·鮑曼描述為，“這一部分世界能使用其特有的權力作為抵御過度高溫的安全閥門，同時將世界的其他部分當成垃圾堆，傾倒自己持續的現代化進程所產生的有毒廢物。”

于是，全球化的不斷擴張，不發達地區的現代化進程，一方面因對不平等的挑戰令人歡欣，另一面卻又不知將導向一種怎樣的未來。齊格蒙·鮑曼在《廢棄的生命》中不無危言聳聽地從垃圾的角度設想了這一進程的結局——

一百年之后，現代性的全球化勝利所導致的一個非常致命的(可能也是最為致命的)結果就是人類廢棄物處理產業的嚴重危機：隨著人類廢棄物總量超過現有的處理能力，出現了一種極有可能的前景，即眼下的全球性現代化在面對由它自己所產生的廢棄物時，既無法重新吸收也無法將其徹底銷毀，最終如鯁在喉，窒息而死。

《廢棄的生命：現代性及其棄兒》，作者: [英] 齊格蒙·鮑曼，譯者: 谷蕾、胡欣，版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6年11月

除了寄望于垃圾處理工藝及材料工業的發展，我們還能做什么嗎?有可能減少垃圾的產生嗎?恐怕很難。雖然我們能讀到個別環保主義者所進行的生活實驗，幾乎拒絕所有包裝商品，減少不必要的消費，用堆肥等傳統做法消化有機垃圾，把一個家庭一年的垃圾總量減少到一小瓶。但這終究只是極少數人進行的實驗。以個人的力量對抗洪流，是不現實的。

可至少，在每天將垃圾投入垃圾桶的時候，在偶然遇到沒有被及時清運、散發著異味的垃圾堆的時候，我們還是可以停下來一瞬間想一想它們從何處來、往何處去。我們有時候會說，我們吃下去的東西能代表我們的自我，我們選擇的書可以代表我們的自我，那么我們丟棄之物也是一樣——不論把它們扔到多遠，垃圾都是我們自身的一部分。

原標題:我有一個噩夢，有一天會被自己扔掉的垃圾淹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