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打贏藍天保衛戰”再被強調。會議將此列為“標志性的重大戰役”之一，并要求調整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及運輸結構，堅持源頭防治，確保3年時間明顯見效。

目標已定，3年攻堅戰究竟怎么打?治理同時，如何鞏固既有成果、防止重污染天氣反彈?下一階段，大氣污染防治工作還需邁過幾道坎?帶著問題，記者近日專訪了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大氣環境首席科學家、原副院長、國家大氣污染防治攻關聯合中心副主任柴發合。

治理進入“平臺期” 任務仍艱巨

中國能源報：剛剛過去的采暖季，北方地區為治霾狠下功夫且有所成效。而今供暖結束，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重污染天氣反而頻頻發生，原因何在?

柴發合：采暖季通常被視為全年的治霾關鍵期。2017-2018年秋冬季，國家生態環境部也首次啟動專項治理行動，在北方地區大規模推行清潔取暖工程，有效減少煤炭使用。但同時我們應看到，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污染排放總量仍大大超過其環境承載能力，治理任務依然艱巨。

一方面，隨著采暖季結束，大批秋冬季錯峰生產的企業逐漸復工，涵蓋火電、焦化等高排放行業，及化工、煤炭等涉及大宗原材料和產品運輸的車輛。工業源比重大大增加，導致污染大幅反彈。

另一方面，因空氣具有流動性，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大氣污染相互影響。以北京為例，西有太行山、北有燕山山脈，基本形成一個簸箕型口子，地理條件極為不利。加之今春氣象條件不佳，空氣中攜帶的污染物在此堆積難以釋放，加劇重污染天氣發生。

中國能源報：除上述情況，“艱巨”還表現在哪些方面?

柴發合：總體來看，現階段主要問題還是各種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以PM2.5和臭氧為代表的復合型污染治理是最重要一環。目前，冬季PM2.5排放雖呈下降趨勢，濃度卻持續偏高;夏季臭氧污染也開始凸顯，成為又一挑戰。與世界先進國家的空氣質量相比，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此外，“大氣十條”成效初顯的同時，剩余壓減空間實際也在縮小，前期把能治理的都治了，繼續深入則越來越難。可以說，大氣污染防治工作正進入“平臺期”深水區，進一步突破并非易事，仍需力度不減、強度不減、監管不減。

源頭防控是關鍵 機制需長效

中國能源報：那么，如何突破“平臺期”?

柴發合：我認為，首先應重視“精準化、精細化、高效化”三個核心。

·精準化，是指準確摸清污染成因，包括各地有哪些污染源、分別產生什么影響、對PM2.5貢獻多大等內容，這樣才能對癥下藥，既保證經濟社會正常發展，也可針對不同污染有效控制。

·精細化，包括方案制定、管理實施等治理體系的精細，各地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空氣質量達標路線圖與時間表。

·高效化即效率優先，力爭實現社會成本最小化、空氣質量改善最大化。

目前，生態環境部正在制定3年作戰計劃，并有望上半年出臺。到2020年，全國未達標城市PM2.5平均濃度要比2015年降低18%，地級及以上城市優良天數比例達到80%。這是“十三五”時期空氣質量改善的約束性指標，更需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

中國能源報：要達目標，還有哪些值得關注的重難點?

柴發合：近5年，我們做了很多過去想干而一直沒干成的事，但也存在一些仍未干成的事，后者正是現階段的治理重難點。如非電行業就是短板之一。

因治理基數、管理能力等差距較大，非電行業的治理嚴重滯后于電力行業，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煙粉塵等排放占到全國總量的3/4以上，尤其是石化、煤化工等重點行業揮發性有機物排放，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對此，還應學習國際先進經驗，既要解決安全、環保問題，也要實現資源化利用，重視工藝過程中的減排回用。

另一重點則是源頭防控。除現有末端治理方式，更需建立長效機制進行“治本”，包括調整產業結構，減少過剩和落后產業，增加新的增長動能;調整能源結構，減少煤炭消費，增加清潔能源使用;調整運輸結構，減少公路運輸量，增加鐵路運輸量。

加快清潔能源替代 抓住“三調整”

中國能源報：您所說的“長效機制”，究竟如何落地實施?

柴發合：第一，進一步推動產業結構與布局調整。

近幾年，“去產能”及“散亂污”治理均進展明顯，但我國產業結構整體仍偏重。過剩與落后產能，不僅造成資源能源浪費，也是排放過量的污染源，應繼續按計劃淘汰。

同時兼顧布局調整，通過環保搬遷優化地區產業結構。“搬遷”，不僅僅指位置平移，更是一個改造升級的過程，提高自身生產工藝、強化污染控制水平。更重要是站在全國角度，不再局限于“一廠一地”的挪動。綜合考慮行業總量、大產業格局及環境影響等因素，既要評估搬出及遷入地的環境承載力，也要避免地區間相互污染。

第二，加速推動能源結構與使用方式轉變。

一方面，增加清潔能源使用，持續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占比。注意因地制宜，宜電則電、宜氣則氣，包括合理推廣使用地熱、生物質能等方式，多元解決燃煤污染，長遠則是讓老百姓用得起、用得好。

同時，樹立清潔能源優先的理念，真正實現有效供給，而不再將其作為地方發展的“花瓶”。

另一方面，減煤并非“一刀切”，清潔煤技術的研發應用同樣重要。這項工作的進展目前遠遠不夠，以蘭炭為例，國家對此尚無統一定義。對其生產工藝、燃燒技術、排放標準及配套爐具等，既沒有明確要求，也無系統性規范。技術監管及準入門檻缺失，易導致不合格產品流入市場，反而造成清潔煤技術多而雜亂。如何實現高碳煤的低碳化使用、低污染排放，值得進一步思考。

第三，持續推動“公轉鐵”比例，科學管理運輸。

從現有貨運能力來看，高達82.5%的汽運比例帶來大量排放。建議根據實際運輸需求，建立以鐵路網為主的“多式聯運”模式，減輕道路移動源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