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政策驅動下，我國環保產業呈現出市場規模與投資雙高增長的發展格局，隨著產業驅動力的改變，產業進入新一輪深度調整期并隱現三重風險，即：

企業規模大肆擴張掩蓋核心技術儲備不足，隱現技術空心化風險;

資本盲目跨界布局難掩發展質量不高現實，隱現產能過剩風險;

企業依靠綠色金融融資亟需“去偽存真”，隱現金融運營風險。

對此，須冷靜思考，消弭潛在風險，保障最終能夠實現產能出清和優勝劣汰。

一、三方面因素驅使環保產業進入深度調整期

(一)單一政策驅動演變為政策、市場雙驅動

一是產業政策基本完成頂層設計。隨著系列環保政策法規出臺，環保政策正在形成協同效應。在各項產業政策支持及財政資金的激勵下，環保產業規模和投資比重實現了“雙高”增長，各細分領域均呈現出快速的盈利與成長能力。其中，2015年環保投資占GDP比重為1.3%;2016年全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達到1.16萬億元，39家主營環保上市企業營收同比增長20%左右;2016年環保裝備制造業實現產值6200億元，前11個月以25.8%的增速位居129個機械制造細分行業的第5位。

二是產業從“規模時代”步入“效果時代”。以政策培育市場為目標的行業導入期接近尾聲，環保“發燒發熱”后將進入政策與市場雙驅動的“冷靜期”。隨之，產業政策、產業鏈整合及資本跨界等因素加速企業海外技術并購，環保產業驅動力完成轉換后步入“下半場”。單純靠政策紅利或無法適應新技術、新業態變革的企業將面臨“生死大考”，由此將可能引發產業細分領域結構性洗牌。

(二)市場規模擴張演變為技術和模式創新

一是技術和模式創新將形成新的競爭優勢。供給側，“環境剛需”驅動市場規模進一步擴大，企業間技術與模式競爭加劇在所難免。與此同時，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與制造業融合發展，傳統環保企業以“設備+工程”為主的商業模式將不可持續，企業自主研發投入強度及差異化服務水準將逐步“浮出水面”。未來環保裝備將依托智能制造提高生產效率，降低成本，以綠色制造實現全生命周期清潔生產，以服務型制造來提高附加值。

二是加速外延并購獲取技術和管理體系。為了形成先發競爭優勢，部分龍頭企業通過海外并購獲取先進技術和管理體系，大型環境集團并購科技型中小環保公司以彌補自身短板，相較于扎根未穩的中小企業，那些在細分領專注并擁有核心技術壁壘的企業有望實現重圍。其中，僅2017年上半年，行業并購就達20余起，涉及金額超過200億元。

(三)從污染施治后端演變為綠色生產前端

傳統環保企業主要以制造、銷售環保設備為主，服務要素在投入和產出中的比重較低，企業生產組織形式、運營管理方式和商業發展模式比較單一。新時期，環保產業業務正在從末端治理向企業各個生產環節滲透，環境治理從單一細分領域向系統性、復合性轉變，從單個污染源治理指標向整個環境治理體系效果轉變。傳統環保企業亟需向投融資、環境咨詢服務、環境技術及運營服務等產業鏈高端領域延伸，行業呼喚節能減排整體解決方案及清潔生產解決方案提供商。

二、環保產業洗牌過程中隱現三重風險

(一)企業規模大肆擴張掩蓋核心技術儲備不足，隱現技術空心化風險

一方面，在政策驅動時期，蟄伏已久的龍頭企業或者有資本實力的跨界企業快速“跑馬圈地”，主營業務高速增長掩蓋了企業創新主體的研發投入，產業供給能力和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呈現出非正相關現象，同時對中小企業形成巨大的“擠壓效應”。其中，2016年環保百強企業平均科研投入占營收比例僅為3.9%，環保十強企業平均科研投入占營收比例僅為5.8%。部分裝備、技術主要依賴進口，未能規避核心技術“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怪圈。

另一方面，隨著產業轉型升級的持續推進，市政環保和工業環保項目需求高漲，并且很多處于“要馬上治理，要馬上見效”狀態，供給端由于技術儲備不足陷入各自為主的混亂局面。比如，部分環保企業靠鼓吹自我技術和設備先進來擾亂市場秩序，部分環保企業靠購買國外技術來占據市場，部分環保企業靠購買不成熟技術“渾水摸魚”，未充分考究技術的因地制宜性和效果持續性，部分市政和工業環保項目治理后出現“水土不服”現象，陷入反復治理的非良性循環。

(二)資本盲目跨界布局難掩發展質量不高現實，隱現產能過剩風險

一方面，資本跨界布局熱度高漲。由于行業進入門檻不高，外加傳統制造業效益下滑明顯，吸引部分機械、輕工、建筑等傳統行業中的企業錯把轉行環保當成自身轉型升級，甚至存在僵尸企業搖身一變成為節能環保新興產業，憑借資本、工程建設以及機械制造等方面的積淀實現跨界，沒有技術儲備和研發機構就盲目布局環保產業各細分領域。同時，部分環保工程或PPP項目低價中標現象嚴重，運營質量無法得到有效保證，環保產業已經隱現低端建設和產能過剩風險，應高度警惕環保產業重走光伏、新能源汽車等領域的“彎路”。

另一方面，產業集中度亟需提升。據統計，我國4萬家環保企業中近90%屬于中小微企業，上市企業不足百家，雖初步形成了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及沿長江經濟帶的產業布局，但很多中小企業面臨“不轉就死，不進則退”的境地。企業要厚植創新發展理念，苦練內功實現高端轉型，并積極響應“一帶一路”倡議“走出去”布局國際市場。此外，由于環保產業集中度較低，已嚴重制約了行業關鍵共性技術進步及服務的集約化，突出表現為優質企業及整體解決方案商較少。

(三)企業依靠綠色金融融資亟需“去偽存真”，隱現金融運營風險

一方面，綠色金融亟需去偽存真。為解決融資貴、融資難問題，地方政府、企業和金融機構相繼設立綠色信貸、債券、保險等支持產業發展。其中，綠色信貸余額占各項貸款比例從2013年的8.7%提高到2015年的9.7%，已發行的89只綠色債券規模達2752.7億，占同期全球達30.34%。但同時發現部分環保企業為通過綠色金融融資，頻發憑空捏造綠色項目、貼“綠色”標簽、多渠道獲取綠色信貸等“洗綠”行為，造成了雖冠“綠色”項目融資之名，但行低端建設等非綠色之實。

另一方面，部分細分領域杠桿率過高初顯。市政環保項目以PPP項目為主，工業環保也多以“設備+工程+整體解決方案”為主，因此，環保行業本質具備資金驅動屬性。同時，存在部分PPP項目獎補政策不到位、合同違約、行業效益較差(部分市政環保項目投資回報率僅為5-8%)等系列問題。環保產業部分細分領域資產負債率過高苗頭顯現，其中，2016年環保行業上市公司整理資產負債率達54%，大氣領域平均資產負債率達59.9%，固廢領域平均資產負債率已達60.4%。隨著政府環境采購覆蓋面的拓寬，政府支付能力面臨巨大調整，PPP熱潮下應高度警惕集聚的金融風險。

三、幾點建議

(一)加大關鍵共性技術研發

一是在環保產業強省籌建省級環保技術創新中心，采用“公司+聯盟”模式運行，重點在黑臭水體治理、VOCs治理、脫硫脫硝等重點領域，加大關鍵共性技術的研發供給、轉移擴散和商業化應用。二是完善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科技專項等資金統籌與使用，切實避免重復立項，增強環保產業協同創新能力。

(二)進一步規范環保產業市場

一是建立信息發布制度，加強環保行業產能及產能利用率的統一監測，適時發布企業數量與產業規模、淘汰落后產品技術目錄、綠色制造示范企業案例集等，引導其它行業企業理性跨界投資。二是適當提高環保企業準入門檻，加大對企業生產制造能力、研發創新能力、系統解決方案能力的考量，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三)完善綠色金融政策體系

一是盡快出臺及完善對綠色金融項目的認定標準和考核標準，加速發展綠色債券和綠色保險，形成健康的綠色金融發展模式。二是借助“PPP+ABS”示范項目和PPP資產交易平臺，完善和推進環保PPP項目資產證券化的政策支持，在激活PPP投融資鏈條基礎上完善社會資本退出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