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檢察院日前依法對2017年“4·14”百丈溪環境污染案的16名刑事被告人提起公訴，同時對被告洪某某等20個民事侵權主體依法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一起歷時一年多，犯罪人員橫跨浙、蘇、皖三省，賠付生態損害賠償金達380萬元的環境污染案件終于接近尾聲。

“這起案件的成功辦理，得益于我們建立的環保與公檢法聯動機制。”余杭區環境監察大隊副大隊長陳一嵐告訴記者。

打造最嚴環境執法省份，浙江的腳步從未停歇。記者從浙江省環保廳了解到，上月末，浙江在全國率先實現省市縣三級環保部門與公檢法機關聯絡機構的全覆蓋，比原計劃提前半年。

“各級環保部門與公檢法機關建立聯絡機構，是一個不斷實踐探索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的過程。”浙江省環保廳副廳長單錦炎說。

公安環保協作，辦案速度快了，執法威懾大了

企業門衛把環保執法人員拒之門外、執法中屢屢遭受暴力威脅、“散亂污”小作坊與環保執法人員“躲貓貓”、打擊之后很快死灰復燃……七八年前，浙江的基層環保執法人員都有一個很深的感受：單純的行政執法不足以震懾環境違法行為，必須要有公安力量介入才能形成震懾。

浙江環境執法遇到的問題引起了省環保廳、省公安廳的高度關注。

2012年3月，浙江省環保廳、省公安廳聯合出臺《關于建立環保公安部門環境執法聯動協作機制的意見》，在全國率先啟動環保公安聯動執法協作，同時成立省公安廳駐省環保廳工作聯絡室，并將環境犯罪案件的辦理情況列入對各市公安局的考核。至2014年底，浙江省已在全國率先實現省市縣三級環保公安聯絡機構全覆蓋。杭州、寧波、溫州、嘉興、湖州、紹興6個地市公安局以及浦江、桐廬、海寧等十多個縣(市、區)公安局還成立了打擊環境犯罪的專門機構。

環保公安環境執法聯動協作，成效立竿見影。環保、公安執法人員聯手辦案，不僅加快了案件辦理的速度，加大了環境執法的強度、力度和硬度，增強了威懾性，還促進了企業從“被動守法”到“主動守法”轉變。

2014年，浙江共立案查處環境違法案件9916件，行政罰款4.73億元;向公安部門移送環境違法犯罪案件1036件;行政拘留541人，刑事拘留1464人。

環境司法協作，打擊環境違法案件更快、更準、更狠

走進紹興諸暨市環保局會議室，記者看到，墻上掛著3塊醒目的牌子：諸暨市公安局駐市環保局聯絡室，諸暨市人民檢察院駐市環保局檢察官辦公室，諸暨市人民法院、市環保局環境執法與司法協調聯動辦公室。

“我們一般都是和公檢法一起會商案件，這個小會議室正好用作辦公室。”諸暨市環保局副局長周新建笑著解釋說。

就在這間小會議室，周新建與公檢法部門的同志一次次碰頭會商，偵辦了全省涉案人員最多的一起環境污染大案。

2016年10月以來，諸暨市境內發生多起非法傾倒填埋案件。經調查，傾倒物多為造紙廢渣，來自相鄰的杭州市富陽區。在與富陽區政府合力做好清運處置、生態修復的同時，諸暨市公安局、環保局、檢察院迅速形成合力，通過走訪摸排、現場證據固定、集中開展審訊、涉事企業深挖等形式開展案件偵查，徹底摧毀了一根黑色利益鏈條。截至2018年2月，共抓獲涉案人員76人, 其中刑事拘留59人，治安拘留17人。截至2018年7月15日，已提起公訴37人。

如此大案，能夠做到查處不漏一人，依法從嚴、從重、從快打擊，正是得益于諸暨市建立的公檢法共同參與的環境司法協作機制。

記者了解到，隨著2011年5月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將“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改為“污染環境罪”、2013年6月“兩高”出臺司法解釋后，全國環保系統向公安機關移送的涉嫌環境污染犯罪案件數陡然上升，浙江起步早，移送數量一直位居全國前列。

但在實踐中，浙江也碰到不少困擾。多人實施的有關聯的環境污染刑事犯罪案件如何管轄?重點打擊對象到底是直接責任人員還是獲利者? 污染物排放標準三倍以上怎么計算?公私財產損失如何認定等等。

由于對辦案相關具體問題理解和認識不同，一些案件最終沒能起訴，讓環保執法人員覺得很遺憾。

有鑒于此，2014年初，浙江省環保廳和公檢法部門聯合出臺《建立打擊環境違法犯罪協作機制的意見》，并形成涉嫌環境污染犯罪案件調查取證、移送等工作規程和多個會議紀要，指導和規范基層案件辦理，解決環境執法司法實踐中碰到的問題，有力推進聯合執法行動，偵破了一批大案要案。

2014年9月，紹興市環保局與公檢法等部門聯合制定出臺了《關于加強環境保護司法聯動機制的實施意見》。“與公檢法聯動，使環保部門在查處環境污染案件時，不再單兵作戰，孤立無援。”紹興市環境監察支隊負責人表示，通過強化執法司法聯動，公檢法部門可以第一時間介入，不但辦案更快，而且案件辦理也更準，對環境違法打擊程度也更狠，實現依法從嚴、從重、從快打擊。

去年3月，原環境保護部專門通報表揚浙江省環境執法工作，其中重點提到了浙江“強化行刑銜接、放大案件警示作用”這一特點。

“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對此高度肯定，要求我們將這些好的做法常態化、制度化。”浙江省環境執法稽查總隊總隊長竺恒峰說。

2017年6月30日“浙江生態日”當天，省檢察院駐省環保廳檢察官辦公室、省高級人民法院與省環保廳環境執法與司法協調聯動辦公室同日掛牌，加上已經掛牌的省公安廳駐省環保廳工作聯絡室，浙江在全國率先實現省級層面環保與公檢法機關聯絡機構的全覆蓋。在省環保廳的有力推動下，今年6月30日，浙江又在全國率先實現省市縣三級環保與公檢法機關聯絡機構全覆蓋。

“原本這項工作計劃到今年底前完成，沒想到檢察院和法院系統都非常支持，提前了半年。”單錦炎表示，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強化排污者責任、健全嚴懲重罰制度”，在當前環境形勢仍然不容樂觀的情況下，在總體制度設計和具體案件辦理過程中，應當強化依法從嚴從重打擊環境違法犯罪的基本共識。全省公檢法駐環保機構掛牌全覆蓋，就是嚴懲重罰環境違法犯罪的“利器”。

協作升級深化，共同為綠水青山撐起法律“保護傘”

浙江環境執法司法協作機制的升級，使得全省各地環保部門、公檢法機關根據法律規定，既分工負責、相互監督，又協調一致、形成互補，真正做到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無縫銜接。

“以前機制沒有建立起來，遇到疑難復雜案情去和公檢法機關溝通，雖然他們也很支持，但總還有些不順暢。”一位基層環境執法人員告訴記者，環境執法司法協作機制落地后，大家都加入了工作群。碰到案件需要公檢法機關介入的，馬上就將案件基本情況發到工作群里討論，公檢法的同志就會第一時間指導如何取證偵辦，重點案件也都會第一時間趕赴現場立案偵辦。“這樣對我們來說太方便了，而且杜絕了可能發生的人情請托。若有人來說情，我們只要說公檢法機關已介入，人家就知難而退了。”

而對公檢法機關而言，環境污染犯罪案件算是近年來比較新的領域，且專業性很強，因此在是否起訴以及定罪量刑上，他們也需要借助環保部門的力量。

“在省市縣三級公檢法環聯絡機構全覆蓋的基礎上，要通過強化體制機制建設，全面深化環保與公檢法聯動協調，建立長效機制。”省環保廳廳長方敏日前在全省環境執法工作會議暨環境執法大練兵推進會上表示，要通過持續打造最嚴省份，為污染防治攻堅戰保駕護航，高質量建設美麗浙江。

為綠水青山撐起法律“保護傘”也已成為公檢法部門的共識。在6月1日百丈溪環境污染案首次公開審理時，余杭區檢察院檢察長陳娟出庭支持公訴并擔任該案的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起訴人，余杭區法院院長羅鑫擔任審判長。杭州市檢察機關兩級院民事行政檢察部門、公益訴訟檢察部門檢察人員到場觀摩了庭審。浙江省人民檢察院調研組協同環保部門，也在開庭前先后4次前往百丈溪進行案件調研。

余杭區法院在順利召開庭前會議基礎上，經過舉證、質證及法庭辯論階段后，合議庭當庭對該案民事公益訴訟部分主持調解并達成了調解協議，380萬元生態修復款項打進了當地財政賬戶，刑事部分則另行擇日宣判。

“檢察機關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運用法律手段保護生態環境責無旁貸。”陳娟表示，檢察機關有專業的法律人才和法定的調查權，開庭公益訴訟具有較大優勢，可以通過辦案，達到查處一起、教育一片的警示和震懾作用。

今年六五環境日當天，浙江省高院召開新聞發布會，首次發布了《浙江環境資源審判》白皮書及十大典型案例。白皮書顯示，2015年1月至2018年5月，全省法院共受理環境資源刑事、民事、行政一審案件15756件，審結15103件，其中新收涉環境資源公益訴訟案件11件，審結8件。

針對環境資源案件刑事、民事、行政責任相互交織、私益性與公益性交叉、法律學科與環境學科交融的特點，浙江省法院系統近年來還探索設立環境資源審判庭或者專門辦理環境資源案件的審判團隊及合議庭，積極推進環境資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或者民事、行政案件“二合一”歸口審理模式，不斷推進環境資源審判專門化建設。2017年10月，省高院成立環境資源審判庭。湖州、紹興、衢州3家中院以及8家基層法院也已設立環境資源審判庭，另外還有24家法院設立了專門的環境資源審判團隊或合議庭。

浙江環境執法司法協作機制，極大推進了浙江對環境違法打擊行動。數據統計，2013~2018年6月，全省環保部門共向公安機關移送案件5490件，行政拘留2998人，刑事拘留492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