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個月來，環保行業經歷宏觀政策利好、微觀艱難前行的發展困惑。尤其在“去杠桿”的政策環境下，不少民營環保企業遭遇發債失利、債務違約、融資困難等問題，一時間國有企業接盤環保企業的消息也屢見報端。環保企業如何才能識別出潛在機遇，走出困局?本報約請專業人士撰文，以饗讀者。

今年以來，由于融資環境惡化，出現眾多環保企業“融不到”和“還不起”的局面，多家環保行業領軍企業“紛紛告急”。對于眾多環保企業而言，今明兩年將是行業的拐點，更是企業如何發展的戰略選擇時點。站在十字路口，環保產業業內人士需要反思行業屬性和企業性質的兼容性、行業競爭激烈的根源以及企業未來出路三個問題。未來，以政府為需求側依然是國有企業發展的重點方向，民營企業更適合成為生態型企業。

PPP擴張周期基本結束

一系列政策針對PPP項目基本形成了各個流程的閉環監管

在金融“去杠桿”政策環境下，環保企業面臨著融資周期長、成本高的難題，各種融資手段難度均較大。債券融資方面，例如東方園林發債10億元僅融到5000萬元資金的事件;股權融資方面，上半年僅有津膜科技(600萬元)、富春環保(7.8億元)完成非公開發行融資，其余十多家有預案尚未完成發行的，規模約200億元;股權質押融資方面，有幾十家環保上市公司持股比例5%以上的股東質押率超過80%，有的甚至達到100%。

除融資困難以外，環保企業的債務違約事件時有發生，例如神霧環保的“16環保債”、凱迪生態的“11凱迪MTN1”未能如期兌付，以及盛運環保約6.3億元的債務到期未能清償等。此外，還有不少環保公司的債券存在違約風險。

從當前環保公司的主要訂單來源——PPP項目來看，2017年以來，財政部和發改委的規范性政策遍及PPP的主要參與主體。地方政府方面，財政部分別于2017年4月、5月和今年2月陸續發布《關于進一步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行為的通知》、《關于堅決制止地方以政府購買服務名義違法違規融資的通知》和《關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工作的通知》，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融資和違法違規融資的行為。在社會資本方面，國資委發文嚴格限制央企盲目參與PPP項目。金融機構方面，財政部發文全面規范金融機構對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投融資行為。PPP項目方面，財政部對PPP項目的適用條件和程序上作了更加嚴格的規范，統一新項目入庫標準，并開展已入庫項目集中清理，積極推動項目建立按效付費機制。至此，針對PPP項目基本形成了各個流程的閉環監管，從2015年開始廣泛推廣PPP項目至今，長達3年的擴張周期基本結束。

今明兩年將是行業拐點

需求端從以政府為主，轉向以工業領域、社會大眾為主

筆者曾在《水環境治理如何邁過“偽成熟期”?》一文中指出“環境治理企業內功普遍堪憂”的問題，環保企業 “不好做”主要體現在業務的同質化和舍本逐末兩個方面。

在內功普遍堪憂、融資環境惡化、PPP規范大潮三重因素疊加下，環保行業形成了“宏觀政策利好、微觀艱難前行”的發展困惑。對于眾多環保企業而言，今明兩年將是行業的拐點，更是企業如何發展的戰略選擇時點。站在十字路口，需要反思行業屬性和企業性質的兼容性、行業競爭激烈的根源以及企業未來出路3個問題。弄清楚這3個問題，對環保企業選擇發展方向比呼吁政策支持更有幫助。

多數環保行業的細分領域屬于公共事業范疇，從當前實踐情況來看，更適合國有企業的發展。以水務和垃圾焚燒兩個細分行業為例，據E20水業企業和固廢(垃圾焚燒)企業2017年的評選結果，水務規模排名前30名企業中，有24家國有企業(第一大股東為國資的，下同)，4家民營企業和兩家外資企業;垃圾焚燒規模排名前20家企業中，有14家國有企業，6家民營企業。反觀互聯網、移動互聯、環保設備制造等行業知名公司，卻鮮有國有企業的身影。

這正是行業屬性和企業性質的兼容性的問題。今年以來，深陷困擾的環保企業多以民營企業為主，國有企業雖受影響，但集中體現在增量項目拓展層面。

行業本身并沒有優劣之分，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都需要思考在不同的行業土壤中，適合播種哪類種子，結出什么樣的果實。對于公用事業，國企多依靠政府需求生存，而民企對于污染者付費的工業需求和公眾需求有更多的成長空間。

過去幾年，“低價中標”、“競爭激烈”、“野蠻人”成為環保項目的代名詞。反思這一現象的根源，是由兩方面原因導致的：一是已經識別出來的環保行業機會大多進入壁壘低，企業的產品、服務、標準和模式難以形成差異化;二是終端需求——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基本相同，轉換成本低，并且議價能力強。

那么，環保產業何時才能走出惡性競爭的階段?筆者認為需要具備兩方面的因素：一是環保行業被識別出更多深層次的市場機會，企業具備了實現差異化的途徑，并且真正加大了研發投入和模式創新;二是需求端從以政府為主，轉向以工業領域、社會大眾為主，需求實現了多樣性。

生態型企業是出路

采取“強連接”的方式，形成生態網狀的競爭優勢

由于環保企業的內部環境不同，因此未來出路難以以偏概全。通過上述分析基本可以得出如下兩個結論：

第一，以政府需求為主的市場結構呈現倒三角形。倒三角形最上層是數量眾多且以民營企業為主的設備制造、藥劑生產等上游環節;中間層是數量中等，也以民營企業為主的設備集成、技術解決方案、工程實施等中游環節;最底層是數量最少以國有企業為主、從事投資和運營業務的下游環節。這一倒三角市場結構的支點是政府環境治理需求，這樣的市場結構往往經不起“風吹草動”。只有政府需求端變寬一點，比如出現深度處理需求，才能促使企業形成差異化格局，衍生出不同發展路徑。

第二，以工業領域、社會大眾為需求端的市場結構將呈現啞鈴形。啞鈴的兩端分別是廣泛的需求和多樣化的供給。供給側能夠吸納足夠多的模式創新和技術創新的公司。能將兩端很好連接在一起的只有生態型企業。

生態型企業區別于當前一些環保公司提出的“弱連接”——雙方或多方合作獲取環保項目，而是采取“強連接”的方式，形成生態網狀的競爭優勢。借鑒國內阿里、騰訊等互聯網企業的發展經驗，民營企業更適合成為這類型的企業。

當前，以政府需求為主環保市場的發展環境必將導致環保企業新一輪兼并重組的整合大潮，馬太效應進一步顯現。而在工業需求側和以垃圾分類回收等為代表的公眾需求市場，一些民營企業有可能控制廢棄物產生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