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在奧巴馬發起TPP的同時,中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一個新常態,需要擺脫傳統發展模式,由注重增長速度轉向重視增長質量。通過加大對外開放,引入國際化的市場規則與更高水平的競爭,這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可以形成第二次“入世”的“紅利效應”。

2017年7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六次會議重點提出建設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并就此做出全面部署。“十九大”報告明確要求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

但是,這些設想并沒有及時實現。或許因為中國想與美國達成關于開放的一攬子方案,比如在奧巴馬時期就著力推動中美投資協定談判,但美國對此要價太高,同時中國還未做好準備。因此,中國設立諸多自貿試驗區,做好開放前的準備工作。

在保護主義色彩濃厚的特朗普上臺后,中國想繼續推動與美國的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但被拒絕。現在,新一屆中國政府已經準備好了就貿易與美國談判、避免可能爆發的貿易戰,并在今年“兩會”前通知了美方。但是,美國卻趁機發動了貿易制裁,其目的是為即將啟動的談判增加籌碼,試圖勒索更多好處。

應當說,中美雙方在中國加大開放力度、降低關稅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原則上是一致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引入競爭、鼓勵創新所必須的制度建設。而且,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在今年初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也向世界宣布,中國會推出“可能會超出國際社會預期”的舉措以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主要在金融業、制造業與服務業、保護產權尤其是知識產權、擴大進口四個方面。

但是,美國采取了先發制人的威脅手段逼迫中國屈服,這為兩國的談判增添了變數。特朗普發動貿易戰的時機看上去是精心挑選的。首先,特朗普政府在中國準備與之談判并且雙方決定通過談判解決問題時出手;其次,對特朗普與共和黨而言,艱難的中期選舉即將在11月開始,特朗普似乎有意將中國主動的“開放政策”通過貿易戰的方式“詮釋”為對自己的“讓步”,從而取悅選民。從這個角度判斷,特朗普可能更傾向于最終與中國達成妥協,否則,一旦陷入相互報復的貿易戰,也會影響共和黨選情。

但是,特朗普的鷹派團隊可能希望以更強硬的姿態迫使中國屈服,形成塑造新時代中美關系的一個規矩和先例，從而在戰略上降服中國,也讓世界感受到美國的余威猶在。但中國不可能接受這種“霸凌”。首先,美國漫天要價讓談判喪失基礎,中國不可能接受屈辱性的要求;其次,如果中國向“霸凌”低頭,美國不僅會對中國得寸進尺,也會繼續破壞國際規則,并威迫其他國家順從。因此,在美國沒有收回各種無理要求之前,中國不可能與之談判,并會報復美國任何挑釁的行動。

特朗普把國家當作公司來治理的方式,導致對華貿易戰是由情緒主導的一次缺乏經濟與外交常識的“暴走”。由于中國退速進行了對等回擊,這讓人們開始擔憂局勢可能失控,因為,特朗普并未預料到沖突帶來的挑戰,也不知道如何熟練地控制局面。相反,他可能在民意支持率上升的背景下,像一頭瘋狂的公牛一樣與中國斗爭到底,他可能繼續打出臺灣牌。美國的鷹派可能會選擇大膽的冒險,甚至包括軍事冒險。

從技術角度看,對于美方撰寫對華“301調查報告”中國缺乏針鋒相對的集中反擊。事實上中國也應該制定中美經貿報告,通過數據、政策和案例向世界表明:首先,中國在雙邊貿易中雖然存在巨額順差但被夸大,如果按照附加值算,中國順差會大幅縮水,考慮到通用、蘋果等大量在華子公司盈利情況,美國在雙邊經貿中獲利更多;其次,美國對中國商品與投資限制更多,安全審査部門和程序過多,設置了太多非市場壁壘,美國沒有資格指責中國：其三,中方做到了對外資不以技術轉讓作為市場準入門檻,大部分技術轉讓是市場行為,不應該將市場行為歸結于政府干預,等等。

美國在中國并未違背WTO規則的前提下,利用本國法律,通過一系列故意模糊的指責,向中國施壓,這是不講理的行為。美國要求“對等”原則,卻使用威脅手段大搞地位不平等;特朗普指責中國政府干預市場,卻要求中國政府幫助減少對美1000億美元順差。這些行為混亂、矛盾且不嚴肅,事實上,即使要求與中國談判,美國也缺乏一個具有唯一性與權威性的代表團隊以及統一的立場。

而美國經濟調整將對中國產生長期甚至是戰略性的影響,這是麻煩的開始。

除了兩國在科技領域競爭之外,特朗普的政策存在個極大的風險:一方面進行大規模的減稅,另一方面,大幅增加軍費支出,債務規模也在加速上升。最新數據顯示,美國聯邦債務水平3月15日首次觸及21萬億美元,自特朗普2017年1月就職以來債務增長已經超過1萬億美元。從2018年1月1日到2018年3月28日,聯邦債務增加了驚人的6210億美元,而同期實際GDP增長為100億美元。

可以想象,特朗普面臨著刺激經濟增長的巨大壓力，他想擴大美國出口,增加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吸引更多制造業工廠,而如果他的政策不能讓經濟實現繁榮并擴大稅基，美國財政赤字會加速放大,美國面臨持續衰敗的危險。

假如美國成功實現了繁榮,資本大規模向美國流動,會對高杠桿率、高資產價格的中國經濟產生沖擊,產業轉移也將給中國制造業帶來挑戰。但是,如果特朗普的政策不能像里根“供給側革命”那樣成功,迎來新經濟時代,而是慘遭失敗,一個衰弱而更加敏感的美國可能會陷入更激進的民粹主義,并將矛頭對準中國,這會極其危險。

因此,中國有必要持續有效地推進去杠桿工作,以更多手段鞏固實體經濟,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與分配正義,擴大消費,繼續夯實國家政治、經濟與軍事基礎,迎接新時代外部環境巨變的挑戰。與此同時,中國應鞏固與提高與周邊國家的全面聯系,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一個穩定的區域環境有助于減輕地緣政治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