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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5年,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就發表過《修改美國對華戰略》報告,認為中國已成為美國最主要的戰略對手,對中國應從支持與合作轉變為施壓與競爭。特朗普上臺后的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國防戰略報告,直接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與“修正主義國家”,并斷定一個大國競爭的新時代來臨。

在過去幾年,美國人不斷反思自己國家衰落的原因，形成了三個共識:其一,地緣戰略失敗,在中東投入數萬億美元后收獲了更多的恐怖主義與難民;其次,經濟失敗不僅爆發了金融危機,經濟結構也問題重重:其三,中國迅速崛起并在全方位挑戰美國的影響力。

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將前兩種失敗歸因于領導人的無能以及體制的腐敗。因此,他曾根據自己的直覺想要“聯俄制中”,并大刀闊斧地重振美國經濟。但是,由于在競選期間有“通俄”嫌疑,特朗普接近俄羅斯的努力面臨困難。

于是特朗普將主要精力放在了重振美國經濟方面,退出TPP。在亞太地區,他用尚顯模糊的“印太戰略”取代“亞太再平衡”。事實上,奧巴馬時代與中國“下圍棋”,特朗普現在更像是與中國“下象棋”,他是現實主義者,喜歡直接看到結果而不是一項宏大而長期的戰略。但他與奧巴馬都面臨同樣的困難,即美國缺乏足夠的財政資金支撐其對華地緣戰略。如果奧巴馬時代還能以價值觀凝聚盟友堅持美國優先的特朗普則只相信美國的軍事實力,他大幅增加軍事投入,這看上去是對中國示威。

特朗普喜歡用“恐嚇”來換取別人讓步,甚至盟友也不放過,試圖將過去單方面由美國提供安全與經濟穩定秩序的盟友變成對等的伙伴,不允許繼續“占美國的便宜”。這些政策直接或間接傷害幾乎所有國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想法隨時都可能發生變化的他并不可靠。因此,他想要發起針對中國的“冷戰”似乎缺乏足夠的盟友。他現在與歐洲聯合起來孤立俄羅斯,但也可能借機接近俄羅斯。他也在游說歐洲一起強化隔離中國的技術壁壘,并共同指責中國“非市場經濟”的行為。中國應該在朝著市場化方向加速改革,與歐洲一起維護現有的多邊全球化體制。

作為商人的特朗普更在意“公平、對等”的原則,其過于狹隘的理念是“不讓別國繼續占美國的便宜”,以及通過經濟結構調整讓美國再次偉大,而不是推崇意識形態盡管他對“冷戰”可能興趣不大,但他周圍充滿了一些極端鷹派,希望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與中國進行全面斗爭。未來兩國面臨的一個主要風險,就是這些人在特朗普決策中扮演的角色。

“冷戰”是一種敵對雙方處于霸權競爭的狀態,但中國并不敵視美國,更沒有想與美國爭奪霸權,美國也僅僅猜忌和防范中國。因此,認定中美進入“新冷戰”是一種懶惰的思維,在一個似乎全民喜歡談論國際政治陰謀的國家,中國應該防止這種聲音擺上臺面。

事實上,特朗普時代的對華政策依然是猜忌和防范中國,在本質上與奧巴馬時期和小布什時代初期一樣,只是表現形式有所差別。就像布熱津斯基所說,中國作為一個重要大國的興起,造成一個非常重要的地緣戰略問題,美國應對此給予高度關注,但是,“美國既不能采取遏制政策也不能遷就”。

在傳統的遏制與接觸、競爭與合作的對華戰略中,兩極之間存在巨大的空白地帶,并不會一下子跳躍出去直接發動“冷戰”。面對中國的興起,特朗普的政策依然在框架之內,盡管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體系內的戰略失敗了,但是,面對一個與美國有千絲萬縷聯系的獨特大國,美國暫時也沒有遏制與接觸之外的選擇。

通過對華進行“301調查”,特朗普試圖用“規制”的方法主動、直接塑造中國,這與奧巴馬通過TPP另起鍋灶是不同的“施壓”方式。首先,特朗普政府在相關規則上的施壓,實際上與中國的改革目標大體一致,有利于國內加速推動改革;其次,中國與特朗普政府有談判機會,而奧巴馬政府直接用TPP屏蔽掉中國;其三,此次貿易爭端并未超過中美歷史上幾次類似事件的激烈程度,尤其是考慮到這是一次姍姍來遲且在中國擁有巨大順差的背景下、由一名貿易保護主義的美國總統發起的貿易爭端。

在美國“規制”中國以及雙方博弈的適應性過程中,兩國將共同塑造新“中美關系”。這是新時代中美關系的個重要特點,也為中國邁向現代化提供了適當的外部壓力。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可能會“騷擾”中國,使得中美關系處于碎片化狀態,但整體上依然會保持一定穩定性。

新型大國關系絕不是通過一次領導人會晤、一個文件的簽署就能形成,需要長期探素和塑造,雙方正處于這一進程之中沒有必要視之為“冷戰”，但是如果兩國出現重大誤判。的確有滑向對抗的可能。

這也表明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溝通很重要。而且，借助于朝鮮問題會談、貿易談判等。兩國應該建立起新的戰略對話機制,或者說重啟戰略對話機制。在以結果為導向的原則下,中美合作有助于兩國在探素形成新型大國關系時不會發生誤判,將競爭控制在框架之內。

經過不斷沖撞，特朗普應該清楚，不管是重塑地緣政治秩序，還是經濟結構調整，都是一個長期過程，不可能通過恐嚇一蹴而就。美國如果想要成功，必須與中國合作，對華采取單邊主義會冒“雙輸”的風險。目前，和平解決朝鮮核問題的歷史性機遇就是中美雙方合作的產物，這在過去幾十年是無法想象的。中國也準備好了“全面開放”，美國企業完全可以在中國的市場開放中受益匪淺。但是，如果特朗普不能在對等的基礎上合作,他將后悔莫及。

“老道的美國領導力是世界秩序穩定的必要條件。然而,我們缺乏前者,而后者正變得越來越差。”這是布熱津斯基去年5月離世前在社交媒體上留下的最后一段話。特朗普應該在對華合作中認識到中美關系的復雜性以及全球秩序穩定的重要性,增強自身領導力。美國對全球秩序承擔如此重要的責任,使得美國抽離也會讓自身深受其害。

對于中國而言,首先要認識到以前只走上層精英路線的“對美外交”應該改變,應該擴大兩國民間之間的正常交流(中國留學生炫富、中國人在美購買大量住宅一定程度上傳遞了一個不真實的負面形象),推動不同地區和城市之間的不同層面的經貿與文化合作,避免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繼續惡化。其次,中國不應急于與美國經濟脫鉤，目前雙方的確存在貿易摩擦,但合作共應該是一個需要堅持的原則,斗爭是為了更公平的合作。其三,中國對外文化交流要大幅增加透明度與公開性,否則會被懷疑中進行價值觀滲透,這也要求中國必須大力發展民間組織。其四,中國糟糕的媒體政策導致客觀理性的傳統媒體失去讀者,為了流量通過渲染制造賺頭的自媒體大行其道;這些媒體總是將中國的成功視為對美國的成功,將中國的失敗視為美國的破壞,將兩國正常的關系搞成“兩國演義”美國人看到中國“小報文化”主流化，尤其很多學者成著“網紅”為了名氣也加入其中，也難免會對中國的動機產生懷疑。

最重要的是,要將目前的貿易糾紛作為深化改革用的一次契機。去年7月舉行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六次會議提出建設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習近平在會上表示，一個重要目的就是通過開放促進中國自身加快制度建設、法規建設,統一內外資法律法規,制定新的外資基礎性法律,對外資企業實行國民待遇。如果中國依然是一個落后國家,缺乏規則與信用并不會造成太大國際影響,但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國,能力越大,責任越大,需要以更文明的姿態出現在國際舞臺中心,何況中國本身發展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實現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