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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決定中美完能的是科技創新能力,而這又需要以制度比拼為基礎，“制度高于技術”。在這方面,美國成功的歷史已經表明它的制度與環境在全球最適合創新。在很大程度上,中國正在效仿美國,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建立一個法治的基于規則的自由競爭市場,保護知識產權,鼓勵企業家精神,等等。

但是,美國看不到中國正在推動的這種趨勢,而是擔心繼續以往的一種模式:在這種模式里,政府作為一股主導力量,通過舉國體制突破科技瓶頸,并且試圖通過盜取別人的技術來發展自己。這些印象是美國企業與美國人對中國好感惡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最擔心的地方，因為雙方不是公平競爭。

當然,美國在其壟斷的高科技領域突然缺乏信心，主要是基于自身的處境。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人開始思考自己的經濟出現了什么問題,反思全面而且深入,這是美國強大的原因之所在,也是中國所不具有的能力。

美國認為自己經歷科學革命摘取“低垂的果實”后，進入了“科技高原”,遭遇創新瓶頸,從而面臨一場長期的“大停滯”。但在這個時期,中國政府擁有雄厚的資金支持科學攻堅,而美國企業越來越難以承擔高昂的研發成本,這意味著當美國科技創新步履維艱的時候,具有后發優勢的中國在跑步前進,兩國之間的差距會很快縮短。

美國也關注到自身經濟結構中制造業不斷下降的趨勢,對去工業化進行了反思。盡管美國在高科技研發領域依然處于領先地位,但是,制造業的衰落將會在長期內侵蝕美國的創新能力,導致美國競爭力下降。這是因為制造已經成為一項知識型工作。在創新鏈上,制造與創新已經密不可分,當美國將電子制造業外包給亞洲(尤其是中國)時,可能導致創新鏈的遷移。“產業公地”(基礎設施、專業知識、工程制造能力等能夠支撐行業發展關鍵能力的集合)理論認為制造業衰落將導致產業公地的衰敗,從而讓美國的創新失去基礎,陷入惡性循環。

幾年前,美國、中國、德國、日本等工業國家紛紛推出新工業革命計劃,中國制定《中國制造2025》只是諸多國家中的一份。或許因為中國在所有工業國中處于最低端位置,因此,進步空間相對比較大,從而讓處于高端的發達國家感到威脅。他們擔心,中國一旦掌握了先進技術會以規模和價格優勢削弱所有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地位。

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曾有觀點認為,在一個自由貿易的環境中,一國在原本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領域,意外地提升了生產率,只會對自己有利,但會損害他國的利益。也就是說,中國的技術進步,尤其是在高科技領域的發展會損害美國的利益。而這種現象,往往發生在具有后發優勢的國家,中國正在扮演這樣的角色。

現在,一個關鍵的歷史機遇出現,加速了美國對中國出手。隨著5G技術的成熟,新一輪產業變革的核心特征就是制造業的數字化、智能化與網絡化,也就是萬物互聯,相關的基礎共性技術逐漸成為新的技術高地。在這方面中國具有優勢,中國是信息電子產業制造業中心,將享受這輪技術變革硬件需求的紅利,并促進中國本土企業在產業鏈上越來越多地占有重要位置。其次,中國擁有全球最多的制造業工廠,工業互聯網的普及將產生更多的數據中國將利用大數據與人工智能強化自身工業的創新與效率。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國在制造業變革當中占據了主導權也相當于掌握了新興產業規則與標準的制定權。

美國正在與中國爭奪5G時代的主導權。筆者不久前在《中美競爭中的中國劣勢(上)》就指出,貿易戰可能迫使中國設計代工企業(ODM)向境外尤其是向美國轉移。以富土康為代表的ODM企業是中國發展電子制造業完整產業鏈的關鍵,ODM企業具有很強的技術創新能力,并培養完整的產業鏈以及熟練的技術工人。一旦此類企業搬走,將沖擊中國的產業鏈優勢,如果轉移到美國,將會在美國形成新的產業鏈與制造中心,讓美國在萬物互聯時代實現軟件與硬件的結合。

電子制造業在中國出口中占據最重要的位置,大部分是由臺資企業完成生產。中國證監會已經通過了富土康在A股上市的申請,而在中美貿易戰的當下,美國商務部掌管制造業的副助理部長史宜恩(IanSteff)赴臺積電總部會晤董事長張忠謀,或許動員他去美國投資。在美國與盟友封堵中國半導體業發展的游戲當中,臺灣是比較薄弱的一環,美國似乎想通過游說臺灣企業動搖中國大陸在信息電子產業制造中的統治地位。此外,美國還以安全為由,將在5G領域具有領先優勢的華為公司完全阻擋在美國市場之外。

可以看出,美國在這個方面對付中國有一個清晰的線路。首先,認清了自身不足:科技創新遭遇瓶頸,制造業外包給中國,新一輪產業變革依托于制造業的智能化,中國占據優勢地位。其次,通過貿易保護主義延緩中國先進制造業的發展勢頭,鼓勵企業投資美國制造業。其三,通過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壟斷聯盟扼殺中國企業在市場上通過合法手段獲取技術的通道。其四,對中國政府利用財政資金支持技術研究的做法進行阻攔。

中國首先要認識到,美國在經濟低迷期容易低估自身技術競爭力,實際上美國在高科技領域依然擁有全球霸主地位。1980年代,日本豐田、索尼、東芝等大量日本企業在技術上挑戰美國企業,并涌入美國市場,現在,中國根本沒有什么自己品牌的高科技產品在美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出現。中國的創新基本聚集于商業領域并具有高度本土化的特征,無法走出國門],參與世界競爭。

其次,中國一定要集中精力發展實體經濟,為制造業提供穩定的環境,關注中小制造業企業的發展。一個工業國的競爭優勢主要靠中小技術企業(尤其是隱形冠軍)完成。中國企業在中低端領域具有產業鏈與生產效率的優勢，但技術創新能力嚴重不足,成本也越來越高。在過去幾年,中國執迷于金融、地產,現在又熱炒主要集中于服務業領域的“獨角獸”。這些公司很大一部分是以技術公司面目從事最傳統的產業,甚至某些公司在政策“溺愛”之下,濫用市場壟斷地位。如果他們回歸A股制造的暴富效應將繼續在從金融環境到價值觀等各方面干擾實體經濟發展而真正需要融資支持的中小企業反而沒人關注。

其三,中國巨大的市場為企業投資于技術創新提供了有足夠吸引力的保障。在過去十幾年,中國在裝備行業的技術進步就有賴于市場需求的旺盛,現在中國成為汽車電子產品等全球最大的市場,可以攤薄研發成本,降低創新風險,再加上中國已經具備全球最齊全的工業門類以及完整的產業鏈,為中國企業創新發展提供了動力與機遇。

其四,中國應該加快改革速度,讓政府(尤其是擁有自由裁量權的地方政府)減少干預市場,實現市場獨立地位推動法治建設,保護知識產權,促進開放和自由、公平的競爭,加大對教育的投入與改革,為創新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尤其是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要有系統性的政策、機制與執行效率,既是為促進中國科技創新創造良好的激勵環境,同時也避免授人以柄,讓整個西方不停地對中國指指點點,并拖累中國企業在國際投資中遭受不公平的審查與障礙。

特朗普政府通過“301調査”威脅對中國高科技產業征稅的做法,讓中國人看清了美國阻礙中國產業升級的意圖,這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凝聚中國人的愛國主義與前進動力,進一步強化中國幾十年來“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美國對中國的技術遏制代表著國家間的長期競爭,只要繼續發揮拼搏精神,中國一定會在科技領域創造更多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