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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亞洲國家普遍確立“出口導向”發展戰略,把出口視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而美國國內旺盛需求和低儲蓄率需要外部融資,因此,亞洲國家用貿易盈余購買美元資產以保證美國國際收支平衡，有利于保持美國旺盛需求,這種需求又促進了亞洲國家的出口,這一循環被稱為布雷頓森林Ⅱ體系。

這一模式是新興市場的孵化器,上世紀70年代日本騰飛,80年代東(南)亞國家崛起,90年代后,中國兩位數增長就是基于這一制度安排。現在,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外匯儲備并且是美國第一大債權國。

但是,美國長期通過經常項目逆差輸出美元,然后通過輸出金融資產收回美元,導致了美國制造業外移(去工業化)和經濟的虛擬化。美國經濟的虛擬化與美元支柱的虛擬化,導致美元流往境外的速度加快,規模也越來越大,這些資金要在全球尋找投機或投資機會,在各國間大規模流動,從而造成了全球金融體系的動蕩。

現在,美國經濟虛擬化終于讓美國也遭受打擊,次貨危機就是因為布雷頓森林Ⅱ體系的存在,讓美聯儲即使提高基準利率,但大規模的廉價亞洲美元購買債券,使得長期利率不受影響而偏低,促使金融業風險偏好下降,降低抵押貸款的門檻,發行更多生品,制造了危機。

與此同時,美國還面臨中國的挑戰。二戰以后,美國曾有蘇聯這樣軍事技術和力量強大但經濟脆弱的對手,也曾面對經濟和制造技術強大但軍事力量弱的日本。目前的中國既具有蘇聯的軍事潛力,很快也會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經濟大國,這讓處于危機中的美國更加焦慮不安。

因此,中美經濟再平衡對美國而言至關重要且迫切,比如改變過度依賴外部融資的雙赤字,提高儲蓄,增加制造業比重,引領技術革命。這意味著布雷頓森林Ⅱ體系可能會發生變化。美國制造業的“進口替代”可能會讓中美脫鉤,如果中國不能及時啟動內需,那么,這種調整不但會讓產能過剩更加惡化,還意味著中國依靠出口拉動經濟的空間減弱,會為中國結構調整帶來額外的巨大壓力。

就像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給日本帶來經濟體制的逆轉樣,布雷頓森林Ⅱ體系的消失,將讓中國面臨更多挑戰,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在一個相對穩定的資本環境中埋頭苦干。旦中國開始實行浮動匯率與資本開放(也必須這樣做),中國經濟體制的弱點就會暴露出來。當匯率的風險私有化后,金融部門和企業可能無法適應;當利率市場化后,國有企業的真實效率就會顯現,對于一個沒有經歷真正資本市場考驗的“溫室經済體”,同時又缺乏監管文化的國家,金融改革幾乎是難以逾越的陷阱。

中國專家鼓吹的“中國模式”,實際上是模仿美國戰后的經濟發展模式,即規模經濟,重視以大批量生產為基礎的GDP增長。這種模式追求GDP的總量增長以及宏觀經濟的政府干預,最終確立了美國的經濟霸權,具有典型的凱恩斯主義特征,但這種模式的長期后果帶來“滯脹”,也就是當前中國所處的階段。

直到里根總統推行改革后,美國才戰勝滯脹。他吸取了貨幣主義者的觀點,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減少政府開支來降低通貨膨脹率。與此同時,通過減稅和加速企業折舊鼓勵企業投資,并通過取消管制、壟斷等促進市場自由競爭。中國要實現經濟轉型并繼續追趕美國,就必須繼續學習“里根經濟學”。但是,利益集團以意識形態為借口阻礙中國進行國有企業改革,捍衛所謂的“中國模式”，他們哪里知道這個模式本身也是從美國“進口”的。

筆者認為,面對美國貨幣政策與經濟結構的雙重調整風險,中國短期內應該擠壓經濟泡沫,整頓混亂的金融秩序,控制貨幣供應量,推動企業兼并重組,以應對資本外流風險;對于美國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壓力,中國應該進行偉大的變革,改革應試教育,鼓勵科技與文化創新:取消大部分行政審批和管制,打破國企壟斷,打擊地方保護主義，建立全國統一的自由競爭的市場。

當然,政府也應該為企業和居民減稅,政府要深刻反省為什么“產能過剩、通貨膨脹與消費不足”同時發生,因為政府用稅收、土地財政和信貸不停地進行投資,制造了過剩產能與通貨膨脹,在這個過程的分配,國民拿得最少，政府與壟斷企業拿走了最大的部分,形成巨大的貧富差距從而產生消費不足的現象。中國若要建立一個依靠內需的經濟體,政府就必須撤出市場讓其自由競爭,藏富于民，并將更多的財政資源與精力投入到國民和市場服務中去。

中國無疑面臨巨大的挑戰,但主要是來自內部而非美國。因為唯一阻礙中國改革的力量在體制內而非民間,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本質上是落后的管制手段無法對轉型做出反應。中國經濟的挑戰迫在眉睫,領導層必須拿出勇氣與意志承擔歷史責任,改革決不能只停留在文字和文件上面。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