窺見改革，是對既往格局的重塑，是利益主體間的博弈，是理想與現實的協調再平衡。電力市場化改革更是這一改革邏輯的多方位詮釋。

作為新一輪電改的重頭戲，電力市場化改革不僅涉及地方經濟、電網企業和發電企業等多方利益，同時還關系到增量配電改革、售電側改革等多項配套改革的推進進程。

回望3年來的電力市場化改革歷程，我國電力市場省內交易開展如火如荼，但區域市場交易在“省間壁壘”的掣肘下仍舉步維艱;“現貨”市場在我國8個試點省區鳴鑼開市，但作為“先行先試”的樣本在推進中仍稍顯吃力;盡管火電企業在市場化競爭中遭受輪番“擠水”，但降低企業用能成本的改革紅利得到進一步釋放;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進步呼喚著平價時代到來，也催促著電力市場大門的敞開。

這一輪改革軌跡時而激進兇猛，時而停滯混亂，暗潮洶涌的改革浪潮中，既有對利益糾葛的焦慮，也有與理想更進一步的振奮。在積跬步至千里的改革路徑中，更需要改革操刀者們屏蔽雜音，摒棄“工程師思維”，從國際先進的電力市場模板中提取更適應我國電力市場的“基因”，從3年來已實踐的市場模式和鮮活的市場個體中汲取可復制樣本的“精華”，理性構筑我國電力市場的頂層設計，從現實“國情”、“省情”出發，以市場機制協調好各類發電資源間、市場主體之間的角色站位，以更高的視角劃分權利與責任間的邏輯關系，高屋建瓴，正本清源。

為此，本刊特專訪國家發展改革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研究員劉樹杰，在深度剖析國際市場經驗的基礎上，從頂層設計的角度系統梳理我國電力市場化改革中遭遇“梗阻”的成因以及未來發展的脈絡，并就目前我國電力市場頂層設計構建的思路進行集中闡述。

記者：統籌協調各個層面及各種要素，追根溯源，在最高層次上尋求問題的解決之道，是制度頂層設計作為“整體理念”具體化的系統設計工具的重要作用。您認為頂層設計要抓住哪些核心要義，才能達到結構統一，優化統籌的目的?

劉樹杰：現在大家都認同改革需要頂層設計。但落實到實踐上，不求甚解的問題還是很嚴重。我理解，所謂改革的頂層設計，就是“從制度的頂層或核心開始的系統性設計”。具體到電力市場構建，也須遵循其內在的邏輯，才能高屋建瓴，順勢而為，有序推進。設計電力市場，必須清楚交易模式、單邊交易、雙邊交易、場外交易、場內交易、中長期合同、現貨市場、日前市場、日內市場、實時市場、平衡市場、實時(平衡)市場、節點電價、分區定價、金融輸電權、虛擬交易、實物合同、物理合同、金融合同、差價合約等各自的內涵及功用，不同體系里的東西，不能混搭。比如目前各地選擇的都是單邊(向)交易模式，但現貨市場的構架卻不是澳大利亞、新加坡的“日前預調度、實時出清”，而是照搬實行雙邊交易模式的美國的“日前市場+實時市場”，還特別提到實時市場實行“雙結算”。

再有市場方案提出要引入虛擬交易，但虛擬交易只存在于美國的日前市場，用于解決美國特有的問題。美國的電力批發市場主要是若干“一體化”公司之間在交易，日前市場中的“自平衡”或“自調度”占大多數，由此導致日前市場不夠活躍，所以才引入虛擬交易，以提高市場的競爭強度。而我國各地均已“廠網分開”，為什么還要引入虛擬交易?嫌市場設計不夠復雜?還有市場方案提出搞金融輸電權，但英、德、法等歐洲國家及澳大利亞、新加坡的電力市場中都沒有金融輸電權。美國電網阻塞嚴重，而批發市場又實行基于平衡機制的雙邊交易模式，為使場外中長期合同交易中的用戶方規避節點電價的風險(本質上是承擔阻塞費用的風險)，才有了金融輸電權這種類似于“車險”的設計。所以，我一直呼吁國內的電力市場專家們，無論是給人家講課，還是出設計方案，自己要先搞清楚原理，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記者：如果談到究竟什么是市場，什么是電力市場，這樣的問題雖然顯然有些“入門”，但卻是電力市場設計邏輯體系的本源，您是如何定義電力市場?電力市場頂層設計的核心要領是什么?

劉樹杰：從經濟學的視角出發，“市場的本質是所有權的交換”，馬克思經濟學稱之為交換關系，現代西方經濟學稱之為交易關系。因而市場首先是一種經濟關系，一種經濟制度的安排。在市場經濟中，市場也是配置資源的基礎，它決定了為誰生產、生產什么和怎樣生產。電力市場能夠“優化”資源配置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場主體的自主決策，而非技術支持系統或經濟調度的數學模型如何先進。

所以，電力市場也首先是一種經濟制度的安排。但電力是一種基于系統實時集成的特殊產品，所以電力市場不能自發形成，也不能無約束運行，其構建和運行都要受限于電力系統的安全，但也不能把二者間的關系搞顛倒了。用工程師的語言說：系統安全只是電力市場的“約束條件”，而非其“目標函數”。電力市場的目標是引入競爭機制以提高效率，且不僅是系統運行的效率，更重要的是投資的效率，電力市場必須為電力投資的數量及其結構的優化提供準確的信號和激勵。否則，不管你冠以它多么“高、大、上”的稱呼，都不能掩蓋其“偽市場”的本質。

理解或設計電力市場的邏輯起點，是批發市場中交易者之間的關系。簡單說，就是“誰和誰交易”。電力批發市場所以有不同的交易模式，就是因為其中的交易者之間的關系不同。比如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實行的“單邊交易的強制性電力庫”模式中，市場中只有一個買者(大多為系統運營商)，所有發電商都只能把電賣給這個“單一買者”，負荷方(售電商或大用戶)不參與批發競爭，而是按統一的市場出清價向“單一買者”購電。這種模式的市場主體自由度較小，權利明顯受限(所以被稱之為“強制性電力庫”)。但權利小、責任也小，無論發電方還是負荷方，均不用承擔系統實時運行不平衡的責任。而在美國及英、法、德等實行的“基于平衡機制的雙邊交易”模式中，市場中不僅有多個賣者，也有多個買者，在電能量的交易中，發電、負荷雙方均有充分的自由選擇權，可以通過場外簽訂中長期合同實現，也可在現貨市場進行。發電商如覺得現貨價格比中長期合同的價格低，也可在現貨市場買電而讓別人代自己履行合同承諾。但權利大、責任也大。發電、負荷雙方擁有自由選擇權的代價，就是要為自己的履約承諾負責，亦即為因實時發、用電與合同承諾間的偏差所導致的系統不平衡，承擔經濟責任。權責是否對等，是檢驗一個制度“好”“壞”最基本的準則。

記者：掌握了市場設計的核心要領，您認為，目前世界先進的電力市場為我國電力市場構建提供了哪些經驗?

劉樹杰：前邊說過，交易關系的性質決定了批發市場的交易模式。國外學界及官方機構(如國際能源署)對電力交易模式的概括，均基于經濟關系和制度安排的視角，將其分為單邊交易的“強制性電力庫”(Mandatory Power Pool)和基于平衡機制的“雙邊(向)交易”(Bilateral Electricity Trade)兩大類型。交易模式不同，批發市場的實體構架也完全不同。

典型強制性電力庫的市場構架，是單一現貨市場。澳大利亞、新加坡、加拿大的阿爾伯塔省等現在都實行“日前預調度，實時出清”的單一實時市場。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英格蘭和威爾士電力市場，實行“日前出清，日內有條件調整”的單一日前市場。這種市場也可容納發電商與系統運營商之間的中長期合同(單向的合同)。在所有的強制性電力庫市場中，均不允許實物的雙邊合同。但鼓勵差價合約等電力金融衍生品合同，以利于市場成員規避單一現貨市場的風險，并為長期投資提供價格信號。由于這種金融合同只結算差價而不做實物交付，與電力的系統平衡無關，因而并非實體市場構架的一部分。

典型雙邊交易模式的市場架構，是“場外中長期合同+日前市場+平衡市場”。北歐市場模式的架構是“場外雙邊合同+日前市場+日內市場+平衡市場”。美國的市場構架是“場外雙邊合同+日前市場+實時(平衡)市場”。其中，“場外雙邊合同+日前市場+日內市場”均為發電與負荷之間雙邊交易的市場，是維系市場供需平衡的主能量交易市場。而平衡市場(包括美國的實時(平衡)市場)是系統運行機構單邊采購的市場，成交量一般不到總市場成交量的5%，用于彌補因市場成員合同執行偏差所導致的系統不平衡和確定這種不平衡的經濟責任，進而為不平衡責任確定提供公正、客觀的判定標準，以約束自由交易的市場成員盡可能地遵守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