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靜安、長寧、楊浦、松江、奉賢、崇明6個區將率先實施全體居民家庭“一嚴禁、兩分類、一鼓勵”，即嚴禁有害垃圾混入其他生活垃圾，日常干、濕兩分類，鼓勵資源回收。到2020年，上海所有區都要實現生活垃圾分類全覆蓋，90%以上的居住區垃圾分類實際效果要達標。

在這場“垃圾革命”中，怎樣才能確保“一分到底”?從源頭的投放，到中端的收集、運輸，再到末端的處理，還有哪些“拖后腿”的地方?垃圾分類如何“進課堂”、“進家庭”，又如何從“盆景”變成“森林”?

上海市政協委員、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張文明，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副研究員尹良富，日本國立一橋大學博士趙唯伊，圍繞垃圾分類和生活垃圾的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等話題與本報記者展開了交流。

垃圾“四分法”更值得推廣

干、濕垃圾“兩分法”是垃圾分類的第一個階段。看上去容易，操作起來也不簡單。既然決定進行垃圾分類，不如一次性把工作做透，告訴居民什么是廚余垃圾，什么是干垃圾，最終是掩埋還是焚燒?焚燒的話，會不會產生有毒有害物質

解放周一：各位居住的地方目前有沒有實行生活垃圾分類?

尹良富：我所居住的小區，早在2012年就開始垃圾分類試點工作。這在國內應該算是領先一步了。

一個切身感受是，垃圾分類減量的指導工作必須有持續性。比如，試點初期，在居委會和志愿者的帶動下，小區居民的參與熱情比較高。但大約半年后，垃圾二次分揀員嫌報酬太少，辭職不干了，此后就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接班人員。沒有分揀員的幫助，小區居民投放垃圾慢慢又回到不分類的狀態。

這首先是居民的問題，很多人不能按照要求持續進行分類。同時，居委會也存在工作不到位的情況。

我所在的小區，不少居住人員是流動的。進進出出的租客，有些缺乏垃圾分類的意識，甚至還有人連把垃圾投進垃圾房、垃圾桶的習慣都沒有養成。對于這樣的情況，出租房屋的業主其實是有責任進行提醒的，但不少業主并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因此，居委會人員有必要跟進，提供垃圾分類的指導、教育。

解放周一：現有的垃圾分類標準，主要包括干、濕垃圾“兩分法”和干垃圾、濕垃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的“四分法”。二者是不是各有千秋?

趙唯伊：個人認為，“四分法”更值得在上海推廣。“兩分法”實際上是垃圾分類的第一個階段，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后續還要由專人來分揀，才能真正達到垃圾分類的目的。

尹良富：既然決定花精力和時間來指導居民進行垃圾分類和減量，那不如一次性把工作做透，告訴居民什么是廚余垃圾，它的去向是哪里;什么是干垃圾，最終是掩埋還是焚燒;焚燒的話，會不會產生有毒、有害物質。還有哪些是可以回收再生的資源物，哪些又是有害垃圾。

“兩分法”看上去容易，但操作起來也不簡單。居民會產生更多的困惑，如廁紙該扔到哪里去、電池和塑料瓶可以放在一個垃圾桶里嗎?對后續處理來說，一旦居民隨手把有害垃圾丟進需要掩埋處理的干垃圾中，將對環境造成嚴重損害。

解放周一：有人可能會抱怨，家里空間不大，擺不下這么多垃圾桶。

趙唯伊：解決這個問題，可以在垃圾桶設計上下點功夫。這里，介紹一種不占空間的三段式多功能垃圾桶。

它是上下疊放的抽屜式垃圾箱，左右兩側還有幾處可掛垃圾袋的鉤子。拉開“抽屜”，最下面那個大一點的桶放塑料類垃圾，中間的放濕垃圾，最上面的放其他廢棄物。兩側的鉤子通常可掛裝空牛奶盒和廢紙袋。

解放周一：正確識別垃圾類型有什么訣竅?在產品包裝上是不是可以提前做些準備?

尹良富：最直接的做法是，相關部門制作一張帶有磁性的清單式垃圾分類板，讓每個家庭貼在冰箱門上。遇到疑問時，居民可按圖索驥進行分類。

同時，廠家、商家也應該擔負起自己的責任，如在產品包裝上印刷垃圾分類投放的提示標語。為此，有關立法工作需要及時跟進，推動減少華而不實的“過度包裝”，鼓勵印刷準確、醒目的垃圾分類投放信息。

“凈菜入城”可減少廚余垃圾

研究顯示，“凈菜入城”可以減少 20%的廚余垃圾。有關方面是不是可以提供補貼、普及無害化技術，指導農民在田間地頭將不能食用的菜皮、結節直接清理并用于堆肥，再把經過保鮮處理的蔬菜運往各大菜市場銷售

解放周一：按照規劃，申城到2020年底將基本實現單位生活垃圾強制分類全覆蓋，居民區普遍推行生活垃圾分類制度。上海為何如此重視垃圾分類?

尹良富：垃圾分類，是城市垃圾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的有效手段，也是提升城市發展水平的重要環節。中國早在2000年就啟動垃圾分類工作，并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率先試點。但坦率地講，實行十多年來，效果并不是特別理想。

其實，垃圾分類和減量也是一個全球性難題。日本用了20多年，才形成全民參與氛圍;德國把垃圾分類當成一項系統工程，大約40年才見效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上海要在2020年實現垃圾分類的目標，挑戰不小。

解放周一：數據顯示，上海的日均生活垃圾綜合處理能力為2.3萬多噸，距離2020年的目標有近1萬噸的缺口。面對這一差距，我們可出臺怎樣的對策?

趙唯伊：據我了解，這主要是因為垃圾處理方式所引起的。中國不少城市的垃圾處理方式主要依靠填埋，而填埋所需的空閑土地越來越少。

要破解這一“痛點”，有兩種方式：一個是強制垃圾分類，增加資源的回收利用;另一個是引進高效垃圾焚燒爐，增加垃圾處理渠道。

研究證明，焚燒應該在垃圾處理上占更大的比重。經過焚燒后的垃圾體積變小、重量變輕，有的還可以作為肥料來使用。在國外，只有不能焚燒和資源再利用的垃圾才能選擇填埋。

尹良富：垃圾處理牽扯到很多技術上的問題。但我有一個困惑，就是為什么不全面實施“凈菜進城”方式，以減少廚余垃圾排放量。

研究顯示，“凈菜入城”可以減少20%的廚余垃圾。為此，有關方面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補貼、普及一些無害化技術，指導農民在田間地頭將不能食用的菜皮、結節直接清理并用于堆肥，再把經過保鮮處理的蔬菜運往各大菜市場銷售呢?

解放周一：“硬件”到位后，“軟件”也要補齊。但坦率地講，面對垃圾分類，還是有不少市民表示“分不動”、“沒空分”或者“不高興分”。

張文明：這里的“硬件”不是單指垃圾收運及處理等設施，還包括從法制環境這個前端硬件入手來解決如何抑制垃圾產生。實踐證明，建立系統的細分類法律很重要。

例如，日本到目前為止已建立近20部法律來規范垃圾問題。其中，近20年就相繼出臺了7部法律，核心思路是從源頭上抑制垃圾的產生。在此基礎上，再來進一步討論市民對垃圾分類的態度及行動這個“軟件”。

可以說，在垃圾投放這個問題上，難免存在“匿名便利”的心理。日本在經濟高速發展前期，不少市民也不把垃圾問題當成自己的問題。但是，兩個著名事件使得環保理念深入人心：一個是“東京垃圾戰爭”，一個是“水俁病事件”。

前者是因為垃圾處理廠的建設，東京都杉并區居民與作為垃圾堆放場的江東區形成尖銳對立;后者的歷史影響更是眾所周知，民眾認識到保證生活質量的發展才是有意義的。由此，日本社會著手解決兩件事：一個是信息公開，一個是公眾參與。

信息公開主要是以市、町(相當于街道)、村為單位公開本區域的環境問題，如垃圾種類、垃圾量、垃圾處理費用等。在公開的基礎上，建立市民垃圾分類及處理委員會(包括專家、學生、家庭主婦)、市民垃圾非法投棄監督員、市民垃圾對策提案委員會等。滋賀縣長浜市的一項記錄顯示，該市各種垃圾處理問題的活動每個月有40次之多，差不多一半市民參加過各種形式的垃圾問題討論。

尹良富：對閔行區古美街道、梅隴鎮等20多個小區進行的實地調研顯示，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讓居民自覺自愿地遵守規則、不折不扣地執行規則，從源頭上減少垃圾的排放。

我曾對日本東京都國分市進行過相關調研。登錄該市官網，可以看到1300余種廢棄物品的“分類辭典”，并對應“可燃、不可燃、資源、有害”等歸屬進行列表，以供居民在分類時進行參考。居民按照標準分類后，還需要依據約定的垃圾收集日歷進行定時、定點投放。如果錯過時間，就只能乖乖地拿回家里;家具、修剪樹枝等大型垃圾，還必須付費申請搬運。對違法排放的懲罰也是比較嚴厲的，違法者不僅會收到罰單，而且會被周圍鄰居“看不起”。

可見，一個好習慣的養成，不僅需要“有心人”的積極參與，而且有賴于相關部門開展細致的指導工作。要把“分類減量”落實到每一個家庭，讓“麻煩事”變成“分內事”，甚至要讓人真正體驗到什么是“人眼可畏”。

街頭垃圾箱應當逐步減少

日本街頭垃圾箱減少只是近10年才出現的事情。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了減少政府在垃圾處理上的開支。對上海來說，街頭垃圾箱也應當逐步減少。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顯示，過多的垃圾箱，一定程度上意味著鼓勵產生垃圾以及隨意丟棄垃圾

解放周一：據說在日本，一個礦泉水瓶要扔三個垃圾桶。如此煩瑣的步驟，日本人是怎樣執行到位的?

趙唯伊：在日本，一個礦泉水瓶確實要扔三個垃圾桶。如果是茶飲的話，還要用水把瓶沖洗干凈才能扔掉。由于從小就認識到資源再利用的重要性，這樣做日本人并不覺得麻煩。

關鍵在于，日本把環保理念貫徹到了整個國民教育體系之中。在日本的“社會”課本中，從吃飯產生什么垃圾到這些垃圾運往何處，又是怎么處理的，都有詳細講解。同時，還強調如果不處理這些垃圾就會危害人類的生存，等等。

作為“社會”課程的一環，學校會帶領三年級的小朋友到垃圾處理廠去參觀。在那里，孩子們會見到各個種類的垃圾，看到垃圾處理流程的錄像，從而能更深切地體驗到垃圾分類處理的重要性。

張文明：實際上，這樣的回收過程可以說是回收企業和生產企業基于利益而精心設計的準營銷手段。企業會與地方行政機構合作，在便利店、自動售貨機周邊分別設置對應飲料瓶、瓶蓋、包裝塑封的透明回收籃。

一方面，它利用了人們對色彩的敏感度，使得分類更加容易操作——三個回收籃分別是五顏六色的瓶蓋、潔白的瓶體、花花綠綠的塑封。另一方面，它利用了人們的從眾心理。同時，要確保這一點，一個重要前提是減少垃圾箱的設置，從而讓人在投棄飲料瓶時只能找到這種 “一分三”的投棄渠道。

解放周一：說到公共場所減少設置垃圾箱，很多去過日本旅游的人有一個同感：日本的街道很干凈，卻很難看到垃圾箱。這是為什么呢?就上海而言，公共場所的垃圾箱數量應該增加還是減少?

趙唯伊：在日本街頭減少垃圾箱設置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了減少政府在垃圾處理上的開支。日本不提倡在路面設置垃圾箱，但會相應增設“請把垃圾帶回家”的提示牌。

張文明：日本街頭的垃圾箱也不是一直這么少，垃圾箱減少只是近10年才出現的事情。好在，日本市民對此表示“非常贊同”。很多地區甚至明確，公共場所丟棄垃圾是違法的，包括投棄煙頭。

對上海來說，我覺得街頭垃圾箱是應當逐步減少的。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顯示，過多的垃圾箱，一定程度上意味著鼓勵產生垃圾以及隨意丟棄垃圾。

解放周一：但也有人提出，即便認真按照標準進行垃圾分類和投放，環衛工人最后還是會將它們混在一起傾倒運輸。

尹良富：現實中，確實存在“一股腦”傾倒垃圾的現象。改變這一現象，比較好的辦法是提倡清運車輛分時段進行清運。比如，早晨清運干垃圾，其他時段處理廚余垃圾。但是，這可能會增加一些運輸和人力成本。

就現階段而言，建議有關部門明確“二次分揀”在垃圾分類工作中的地位，合理核定和發放分揀勞動報酬，適度提高分揀工人的收入水平。同時，小區內垃圾桶可套上依據垃圾分類不同而相應設置的不同顏色的塑料袋，便于保潔員清理。

不能只寄希望于“嚴罰”

收費是否是“利器”，牽扯到很多問題。比如，如何確定每一戶家庭的排放數量?是按戶籍人口還是按實際居住人數?對于個體，還是要以鼓勵為主。例如，是否可以補貼家庭購買生鮮垃圾處理機，來推動廚余垃圾直接轉化為花肥等

解放周一：推行垃圾計量收費制度，實施分類垃圾和混合垃圾的差別化收費政策，是推進垃圾分類的“利器”么?

趙唯伊：在日本東京都立川市，2007年以來人口年年增加，但垃圾總量年年減少。這是因為，2013年末，立川市實行了垃圾回收收費政策，扔資源垃圾以外的垃圾要買專用垃圾袋。

收費雖然不高，卻使人們更加注意垃圾分類和減量。比如，廚房垃圾有可能帶水，焚燒時會消耗更多能源，因此政府提倡“在扔之前再擠一下水”。收費以后，大家就很自覺地“再擠一次”。

尹良富：收費是否是“利器”，牽扯到很多問題。比如，如何確定每一戶家庭的排放數量，是按戶征收還是按人頭征收?按人頭征收的話，是按戶籍人口還是按實際居住人數?這牽涉公平性的問題。

或許，我們可以試點進行垃圾袋分發，由此建立家庭垃圾投放跟蹤機制。每個垃圾袋表面印上這個家庭的獨特編號或二維碼。有關方面定期抽查，并根據結果對做得好的家庭實施獎勵。

解放周一：也有人建議，要像抓交通違法整治、特定區域禁燃鞭炮那樣，對不按規矩投放垃圾的人給予懲罰。

張文明：這一建議，操作起來其實是有難度的。通常來說，罰款較適用于經營性單位;對于個體，還是以鼓勵為主。但鼓勵措施需經過仔細研究，要廣泛聽取市民意見。例如，是否可以補貼家庭購買生鮮垃圾處理機，來推動廚余垃圾直接轉化為花肥等。

尹良富：在垃圾分類處理的推進中，針對“明知故犯”者，眼下是缺乏強制限制措施的。建議組建由市容執法部門、街道、居委會和志愿者多方參與的社區垃圾分類和減量指導、監督團隊，作為一項固定工作模式堅持下去。

趙唯伊：對于這個問題，請允許我補充介紹一個“日野模式”。日野市位于東京都多摩地區，是一個有著17萬人口的衛星城。為了確保垃圾減量的長效機制，該市專門成立了行政部門和市民的互動組織——“推進垃圾減量市民會議”，每月第2周的星期四晚上開會，居民可自由參加、互通信息。

2006年3月8日的會議，主要有兩個議題：一個是政府部門通報年度垃圾產生量預測情況、召開廢物減量推進人員研修會，另一個是介紹居民自帶購物袋的情況及其他城市購物袋收費制度實施狀況。

研究這一模式可以明白一個道理：政府部門應該持之以恒地展開普及說明和勸導工作，而不能只寄希望于“嚴罰”。

解放周一：垃圾是廢又是寶。在垃圾資源化利用上，又該如何發力?

張文明：坦率地講，垃圾資源化利用需要政府的補貼，需要打造“限制垃圾產生—政府補貼回收企業—回收企業參與商品設計”的循環過程。

趙唯伊：可回收利用的垃圾中，塑料占比最大。為此，可興建更多現代化垃圾處理廠，確保塑料垃圾得以循環利用;可鼓勵和支持相關企業設立資源再利用部門，明確“自家產生的垃圾由自家處理”，讓企業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責任。在此過程中，有必要提高垃圾處理、利用設施的環保標準，并建立環境補償制度。

解放周一：在人與垃圾的關系上，長遠來看是不是應該提倡一種“低欲望”的生活態度?

尹良富：1539年，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相繼頒布兩道敕令：一個是規定法語為官方語言，另一個是禁止市民在街道傾倒垃圾。前者針對精神層面，清理的是“不雅”的詞句;后者針對物質層面，清除的是“不干凈”的城市垃圾。

這一歷史事件頗有象征意義。只有全社會真正行動起來，我們的垃圾分類才不會只是打造一兩個“樣板小區”，才能推動垃圾分類從“盆景”變成“森林”。

張文明：“低欲望”的生活態度不是靠提倡就能做到的。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會》對此有過深刻論述：“低欲望”是一種生活態度，是生命歷程及生活閱歷使然。個體的欲望千差萬別，是應該得到尊重的。

總的來看，還是應該從源頭上減少垃圾，應該通過教育和宣傳讓人們認識到垃圾的危害，認識到垃圾問題不是他人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其建議“消費降級”，不如講透垃圾問題的嚴重性和垃圾分類的重要性，讓人們真正理解垃圾分類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