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中國的核電機組與切爾諾貝利事故機組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技術路線，該技術路線在當今全球核電業應用最廣，無論安全記錄還是經濟效益都已得到充分驗證

?在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前夕，中俄雙方簽署逾200億元核電大單，引起業內外廣泛關注。一種觀點認為，1986年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曾發生人類迄今為止最嚴重的核事故，說明俄羅斯核電技術不行。俄“雖然有能力建核電站，但是這個國家沒什么技術也沒什么高端的工業，進口俄羅斯核電會坑了中國老百姓”。該觀點一出，應者云集，廣為流傳。

事實真是如此嗎？

VVER機組安全記錄和經濟效益雙優

6月8日，中核集團宣布與俄羅斯原子能公司（下稱俄原能）簽署三個框架合同，將在田灣和徐大堡合作建設四臺VVER-1200型機組，以及在中國示范快堆項目中開展設備供貨和技術服務合作。合同金額超過200億元，是迄今為止中俄最大的核能合作項目。

VVER全稱水-水高能反應堆（Water-WaterEnergetic Reactor，V是俄文讀音），是目前核電業應用最廣的輕水壓水反應堆技術，該技術與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反應堆是完全不同的技術路線。

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是人類民用核能史上最嚴重的事故，給所在國帶來了巨大的損失，中國從政府到民間也都無法接受這樣的事故發生。

切爾諾貝利事故發生在該電站的4號機組上，在一次計劃停堆檢修前，擬定在8號汽輪機組進行一項實驗，然而在實驗過程中由于一系列的違規操作和偏離實驗計劃的操作，最終導致4號機組發生兩次爆炸，釋放大量放射性物質。

國際原子能機構在事故后組成了國際核能安全咨詢小組（INSAG），在1986年和1992年分別發表了兩份調查報告，指出事故的發生既有人為原因、也有技術設計缺陷。事實上，人類歷史上發生過的三起核事故，都包含了人因因素在其中，或是操作違規，或是監管機構不夠獨立透明，或是缺乏及時的經驗反饋，核電站的運營安全從來不是單一的設計問題，而是多方面因素綜合的結果。

INSAG的報告認為，切爾諾貝利電站運行缺乏有效的經驗反饋， 其設計、工程、制造、施工、運營和監管各方之間缺乏有效溝通，這些缺陷加上一系列權責不明，是切爾諾貝利事故發生的關鍵因素。

報告認為，此前三里島核事故的教訓并沒有引起前蘇聯的重視，具體來說包括：運行經驗進行系統評估的重要性，需要提高包括操作員訓練水平在內的現場技術和管理能力，以及人機交互界面的重要性。

而技術本身也有原因，反應堆本身的物理特性、控制單元特殊的設計特征也導致了事故最終發生。

在技術上，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反應堆類型為RBMK反應堆，即石墨慢化壓力管沸水型反應堆。這種反應堆中，石墨是中子慢化劑，沸騰的水為一回路和燃料冷卻劑。事故發生后，前蘇聯已經停止了這種堆型的研發。

而此次出口到中國的VVER反應堆技術，則是當前應用最廣的輕水壓水反應堆技術，用普通輕水做中子慢化劑，高壓的水作為核燃料冷卻劑。

因此，發生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核電站反應堆技術，與此次出口的反應堆技術，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反應堆技術，二者并無技術上的傳承。

而俄羅斯在VVER技術上的開發歷史已經超過50年，第一個VVER機組投運于1964年，型號為VVER-210，至今，俄羅斯已經在全球建造了67個VVER反應堆，其中包括在中國田灣的4個VVER反應堆，其技術型號為VVER-1000/V-428（AES-91）。目前，采用VVER技術的田灣1、2號開工于1999年，已經于2007年開始投入運行，而田灣3、號機組還處于在建階段。

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其較高的發電功率和良好的運行，田灣核電站投產以來一直是中核集團旗下經營業績最好的電站之一。此外，田灣2號機組在2017年世界核電運營者協會（WANO）綜合指數為100分，在世界VVER核電機組中排名第一。

此次計劃出口中國的反應堆堆型為VVER-1200，是俄羅斯VVER技術序列最新的反應堆技術，俄原能稱其滿足國際三代加安全標準。采用同類型技術的參考電站——列寧格勒核電站二期1號機組已經投運。在俄羅斯，已經有采用該技術的3個電站、6臺機組先后開工。

核電出口從來不是單純的生意

俄羅斯無疑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核電出口國家。

在前蘇聯時期，俄羅斯向東歐、南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及芬蘭出口了大約30臺VVER反應堆。而在蘇聯解體后，俄羅斯依然保持著強勁的核電出口能力。

據世界核協會統計，截止目前，在后蘇聯時代，俄羅斯出口的核電站中已經有8臺機組投運，分布在烏克蘭、伊朗、印度、中國4個國家；有6臺機組在建，分布在中國、白俄羅斯、印度、孟加拉和土耳其5個國家。此外，不包括此次新簽署的中國四臺VVER機組，俄羅斯已有9臺海外出口機組簽署了合同，16臺機組拿到了訂單，還有最多24臺機組處于意向階段。

這是一份令所有核電大國都心生羨慕的成績單。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俄原能的核電出口成績要遠遠超過美國、法國兩大傳統核電大國。

俄原能自己披露的數據顯示，ROSATOM在世界海外核電建設中居于第一位，目前共有42個核電站機組處于實施階段: 其中俄羅斯及海外分別有6個和33個核反應堆。

當然，作為高端制造業的代表作，核電的出口，從來不是單純的技術、商業考量，它離不開國家之間的政治、外交博弈。縱觀俄羅斯核電出口的業績，在前蘇聯時代，是以東歐、南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主，在后蘇聯時代，如印度、土耳其，乃至中國、伊朗等國都與其是友好關系。

中國的核電出口同樣如此，迄今為止中國真正實現出口落地的國家是巴基斯坦，中核研發的自主三代核電技術華龍一號也已經在巴基斯坦開工建設，而巴基斯坦是與中國最為友好的國家之一。中廣核的華龍一號計劃出口英國，其投資協議正是在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英國期間簽署，兩國外交關系正處在“黃金時代”。

此外，核電的出口也往往不僅僅與核電有關，而是會牽扯到兩國的其他貿易。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張國寶曾在接受采訪時回憶，俄羅斯出口田灣一期時，由于俄羅斯國內制造業不景氣，沒有能力提供貸款，中方付款是采用易貨貿易形式，中方以輕工業品、服裝、鞋帽、箱包、家用電器等來償還貨款。此后，俄羅斯經濟復蘇，希望停止易貨貿易，而中方當時正在與俄方談判原油管道協議，因此中方提出如果可以建石油管道，可以改為支付美元現匯，不過最終因俄方內部意見不統一而未能談成。

不過，本國產業、技術的發展是出口時尋求外交助力的基礎。若沒有扎實、領先的核電技術，俄羅斯也無法將其作為國家間博弈的籌碼。事實上，不僅在常規民用核電站的出口上領先，在新興的核電技術研發上，俄羅斯也不落下風：世界功率最大的快中子反應堆BN 800 于2016年在別洛亞爾斯克核電站內投入電網，今年4月，全球首個海上浮動核電站羅蒙諾索夫院士號出海，此外，俄原能還擁有世界上唯一的核動力破冰艦隊，

對于中國核電而言，目前中核、中廣核、國家電投三強鼎立的產業格局已經形成，作為80年代才開始發展民用核能的追趕者，在先后吸收法國、美國核電技術的基礎上，中國發展出了自主三代核電技術華龍一號和CAP1400，邁出了參與全球競爭從無到有的第一步，并且也已經在巴基斯坦積累了海外建設經驗。而未來要想在充分競爭的國際市場中擴大戰績，企業自身的技術積累與政府的外交助力互為表里，缺一不可。

切爾諾貝利事故后果被人為夸大

迄今為止，人類民用核能發展史上有三次重大的核事故：1979年發生在美國的三里島核事故，1986年發生在前蘇聯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和2011年發生在福島的福島核事故。毫無疑問，切爾諾貝利事故是人類歷史上發生的最嚴重的核事故，不過事故的真實后果被許多人人為夸大了，因而加深民眾了對核電站的恐懼。

世界衛生組織曾在2003年至2005年召集了一系列專家會議審評與該事故相關的健康影響的所有科學證據，在切爾諾貝利事故發生20年后，形成了一份世衛組織關于“切爾諾貝利事故健康影響和特殊衛生保健規劃”的報告，對其造成的健康影響進行了權威的總結。

首先在事故導致的死亡率方面，根據聯合國核輻射效應科學委員會2000年的報告，134名事故清理者接受的輻射劑量很高，足以診斷患有急性放射病。他們當中28人1986年死于急性放射病。其他清理者后來死亡，但死因不一定就是因暴露于輻射。

長期來看，世界衛生組織2006年的報告表示，受影響的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在2006年之前15年的平均壽命顯著縮短，但并非因為輻射，而是過度使用酒精和煙草以及衛生保健減少造成的，這大大增加了查明輻射對癌癥死亡率影響的難度。

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小組認為，在暴露程度最高的三組人群(24萬名清理者；11.6萬名被疏散者和27萬名嚴格控制地區的居民)中可能還會有多達4000人在生命過程中死于癌癥。由于這三組人群中可能最終死于癌癥的人數超過12萬人，所以源自暴露于輻射的癌癥死亡增加人數比由各種原因導致的正常癌癥發病率高3-4%。

而三國具備放射性銫沉淀物地區的500萬居民的癌癥死亡推測遠不夠確定，因為他們受到的輻射劑量只略微高于自然環境中的輻射量。三國之外的歐洲地區，這些人群遭受的平均輻射劑量遠遠更低，所以估計癌癥死亡人數相對增加的幅度要小得多。

在致癌率方面，甲狀腺癌發病率上升， 發生事故的當年是嬰兒和青少年并居住在白俄羅斯、俄羅斯聯邦和烏克蘭受污染最嚴重地區的人們中間甲狀腺癌的發病率大幅度上升。這是由于在事故發生后的最初幾天中切爾諾貝利反應堆釋放出大量的放射性碘。在事故發生時年齡在18歲以下的兒童中迄今診斷出近5000例甲狀腺癌。不過幸運的是，即便是對患有晚期腫瘤的兒童，治療也非常有效，年青患者的一般愈后良好。

但除了甲狀腺癌之外，世衛組織專家小組的審查還顯示，除甲狀腺癌外，沒有證據表明癌癥風險的增加可明確歸因于切爾諾貝利的輻射。

因此，上述權威機構的調查表明，事故造成的影響，遠非質疑文章中所說的27萬人因切爾諾貝利事故患上癌癥，9.3萬人死亡。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事故后電站附近居民被疏散，電站周圍隔離區內由于缺少人類活動影響，生態環境得以恢復，英國普利茅斯大學2015年的一項研究表明，當地野生動物數量遠遠多過核事故之前，與未污染自然保護區動物總數大抵相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