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先進的生物質技術在面對中國龐大的市場時卻屢屢碰壁，這其中的壁壘障礙是什么?

“在中國，能夠盈利的生物燃氣項目有多少個，我掐著指頭算就能算出來”。這是一位從事生物燃氣多年的業內人士與《能源》記者交流時的一句玩笑話。但正是這句玩笑，刺痛了每一個來華的歐洲生物質從業者的心。

氣候變化帶來的可再生能源的巨大需求，使得歐洲包含生物質能源在內的新能源市場獲得了較大的發展。中國生物質能源產業的巨大潛力，也吸引了不少歐洲公司紛紛在中國設立辦公室，但是這些先進的技術加得天獨厚的市場優勢并未將歐洲的成功在中國復制，不少公司在華業務拓展步履為艱。

這種困境其實反映了我國生物質產業存在的問題。生物質項目與光伏、風力發電不同，它的利益相關者不僅來自于政府、能源企業及用戶，更關系到農業、林業、畜牧業，牽扯的行業異常復雜。

歐洲公司入華困境

2014年6月的德國漢堡國會中心人流攢動，漢堡市不少旅店均已人滿為患。旅店老板告訴記者，這段時間，房源非常緊張，房價也在飆漲，大部分住客都是去參加漢堡國會中心的盛會。

這里即將召開的“歐盟生物質能源大會”是歐洲生物質產業最高規格的大會。2014年度的大會舉辦地選在德國，由于德國在歐洲的生物質能源產業中扮演領頭羊的地位，本屆大會顯得格外隆重。

這種盛況得益于德國政府對生物質能源的高度重視。從20世紀80年代起，德國就開始了把生物質作為能源材料的探索，并立法支持生物質能源的研發與實踐。德國也是全球率先實現生物質項目自動化與標準化的國家之一。

盡管德國對生物質的補貼正在不斷下降，但是德國從業者并不擔心，因為他們依舊可以憑借先進的技術將市場拓展到海外，并已在英國、法國獲得成功。

不過，這樣的情況并沒能在同樣具有較大市場潛力的中國復制。近些年，不斷有德國企業進入中國，德國農業部在北京也成立了“中德國際合作機構”(簡稱 giz)，搭建了中國企業德國企業之間的合作平臺，引進了多項德國技術，也多次促成德國企業與中國企業間的合作，但這并未改變國內生物質市場的整體不振。

“十二五”期間，我國大力鼓勵清潔能源的使用，風能、太陽能新增裝機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但生物質發電新增裝機容量卻不斷走低。

去年9月生物質能源大會上一位專家曾調侃：“在歐洲，我們在談論新能源產業，往往會說生物質、風能、太陽能，把生物質放在首位。然而在中國，我們往往會說風能、太陽能等能源，生物質的地位，已經被放在了‘等’的行業里面，太受傷了。”

這種困局，并非我國不重視產業的發展，根據清華-力拓資源源能源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數據顯示，十一五期間，中央共投入了約315億元專項用于沼氣建設與發展，大部分資金被用于戶用沼氣的補貼。2004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曾指示學習引進歐洲技術，并由發改委牽頭國家農業部、財政部、林業局去歐洲考察。我國現在不少沼氣項目都采用了德國技術。

這一時期，被業內人士稱作“沼氣大躍進”。然而，隨后迎來的卻是項目大規模棄用的尷尬。國家統計局陜西調查總隊2014年10月14日發布的信息顯示，陜西省農村戶用沼氣池閑置或棄用現象嚴重，全省農村戶用沼氣使用率好一些的村，能夠達到70%，多數為40-60%，差一些的村使用率不足30%，同樣的情況，在福建、甘肅的農村也十分嚴重。

在歐盟生物質能源大會上，記者曾與德國從事兩段濕式厭氧發酵法制生物燃氣的gicon公司市場總監joost探討過歐洲公司在華業務狀況。joost告訴《能源》記者，歐洲大多數項目運行良好，但是中國，這一比重不到1/10。

同樣應證歐洲公司在華困境的還有世界最大的沼氣工程公司envitec，envitec在歐洲已有近600個成功項目，但公司一位中國區業務負責人周俊告訴《能源》記者，在中國，全行業盈利的項目不超過10個。

中國的產業困局

“中國的產業困局不僅僅在于技術，更在于管理”。周俊表示：“在生物質能源的定位問題上，中德兩國存在著偏差，我國發展生物質能源的根本目的在于環境治理，而對于歐洲大部分國家來說，這是一種能源發展需求”。

我國生物質能源發展一直面臨著來自于風能、太陽能的擠壓。根據《中國低碳發展報告》的數據顯示，我國生物質能源的投資規模僅為可再生能源總體投資規模的4.3%。

對于寒冷的北歐來說，生物質能源是歐洲冬季供暖的必要保障。《歐洲生物質能源發展報告》的數據顯示，在歐洲，生物質能源供暖占可再生能源的供暖的93%，占全歐洲總體供暖的12.9%。在歐盟與俄羅斯劍拔弩張的背景下，一旦俄羅斯停止向歐洲供氣，歐盟必須找到一種替代能源以保障特殊時期彌補天然氣缺口，這也是生物質能源獲得重視的原因。

這種定位上的差異間接導致了中國與德國間的補貼力度不同。周俊告訴記者：“德國提供生物質補貼目的就是要使企業能夠盈利，我國主要以環境保護為目的。”

環境導向的補貼政策使部分省市的補貼范圍存在局限性，有些城市陷入政府有資金找不到項目，企業有項目卻得不到補貼的怪圈。例如，河北省廊坊市發改委一位工作人員透露到，2014年，由于找不到項目，河北省去年有不少資金未能下發。但當記者采訪該市生物質能源企業時，該員工告訴記者，補貼只針對秸稈，但廊坊市沒有秸稈，因此申請不到補貼。

補貼力度不足也造成了我國生物質項目普遍存在質量差、產量小的問題。周俊說：“德國公司對一個項目采取的環保技術，往往因為花費高昂被棄用。”這使原本為環境保護而建立的項目，面臨著再次污染的問題。

在業內，也有人將問題鎖定在原料供應方面。2015年4月1日的生物質能源大會上，山東民和集團總工程師董泰麗所說：“生物質厭氧發酵系統就好比我們的胃，吃什么料，什么時候吃，吃多少，都有生物鐘進行控制，如果打亂了，就會出現問題。”

一般來說，生物質原料主要來源于餐廚垃圾、秸稈、畜禽糞便等等，但原料來源始終難以保障困擾著不少從業者。我國政府明令禁止秸稈焚燒，鼓勵秸稈回收，并對秸稈處理進行補助，但是秸稈回收價格過低，環境監管體系不完善，秸稈焚燒現象雖然表面上有所遏制，但是在部分地區更為隱蔽。

其次， 生物質原料價格也不穩定，農民看到企業通過處理廢料盈利后，會抬高運料價格，企業無法承受，造成原料中斷，項目運營受損，但目前對于生物質價格，政府并未過多干預。

“德國的經驗或許值得我們學習。在德國，農民和企業之間，會簽署一項長期供應契約，事先規定好價格、供貨期限，這樣，原料的供應就得到了保障。秸稈的管理只能通過經濟來撬動，不能通過強制手段”。周俊說，在我國環境監管體系尚未完善的前提下，經濟刺激是保障原料供應穩定的唯一措施。

同樣導致中國產業困局的還有生物質終端產品的銷售問題。以厭氧發酵項目為例，最終的產品是生物質沼氣和堆肥，生物質沼氣經過提純可以成為天然氣，并入管網，同時將堆肥出售給當地農民。與普通化肥相比，堆肥不會對土壤造成污染，但是其生產流程長，使用成本高，對農民并沒有吸引力。

中國投資協會副秘書長趙鳴曉曾向《能源》記者介紹過一個中國成功項目的案例，就是在項目建設之初，收購了當地天然氣公司，確保經過提純的沼氣并網，而堆肥作為一種環保產品，應當由政府負責采購。

“審視生物質項目的經濟性，也不能僅僅局限于單一的能源產業，因為它牽扯的行業太多太復雜，應該以一個大系統的角度去看待，去管理。”周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