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一旦失業，初期得到的補貼和工作時得到的相差無幾。一年之后也還能得到工資的60%。全法國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可以享受廉租住宅補貼。有的時候，一個人不勞動反而比勞動能得到更多的收入。”結果如同英國首相布萊爾所說，他們“只知道從福利國家領錢，而對他所處的社會卻毫無責任心”。

2.宏觀調控不力

貨幣政策是歐盟對經濟實行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歐盟強調，貨幣政策“不應為短期經濟目標服務”，而要以“穩定幣值”為首要目標。這也是歐洲央行堅持的政策方向。根據“馬約”的規定，歐央行是一個獨立于歐盟其他機構和各成員國政府的獨立機構，其人事任免、運營操作具有很大的獨立性，目標是維持成員國“物價的穩定”和“適度的”經濟增長。

應當說，迄今為止，歐盟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機制是在一體化建設過程中建立和完善的，這種狀況必然帶來兩個問題。一是歐盟對經濟的調控，目標首先是為成員國經濟達到一個入盟的共同標準服務，否則便難以把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宏觀經濟政策各不相同的各成員國納入到歐洲聯盟中來。這時如果去強調增長速度，必然會使成員國之間的差別進一步擴大，為歐盟的建立平添更多困難。因此，各成員國必然要壓縮財政支出，限制財政在刺激經濟增長方面起的杠桿作用。從長期看，從根本上看，穩定有助于經濟的增長，但從短時期看，對穩定的嚴格要求會制約對經濟的投入，限制增長速度的提高。二是調控的效率不高。歐盟層面的宏觀調控同各成員國不同的利益要求之間的矛盾，使成員國常常不去執行歐盟的有關決定。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調控的效率，最終影響經濟的增長。2002年7月20日，歐盟委員會主席普羅迪說：“目前歐盟的經濟制度存在漏洞”，“即使歐委會通過財長會議做出的決議，也缺乏必要的約束力。”他認為，這種狀況必須改變。(注：新華社柏林2002年7月20日電。)

3.科技投入不足，內部的科研合作亟待加強

歐盟與美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差距，在相當程度上是二者在科技投入和科研合作方面的差距造成的。歐盟委員會負責科研的委員菲·比斯坎指出，歐盟對科技的重視程度遠遠不及美國和日本。歐盟各成員國對科研的平均投入只占GDP的1.8%，而美國和日本的科研投入已分別占GDP的2.8%和2.9%。歐洲科技界流行一種說法，法國科學家從巴黎到德國慕尼黑的實驗室去工作，比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去工作更為困難。如何聯合和集中整個歐盟的科研力量，進一步加強對科研的重視程度是擺在歐盟面前的一個重要任務。

4.勞動市場僵化既影響雇主，又影響雇員的積極性

歐盟各國普遍存在比較強大的工會組織。雇主一旦聘用了一個工人，很難輕易解雇他。員工的工資一般是由工會和雇主協會通過“自主談判”決定的，政府不予干預。因此，雇主在雇用人時非常慎重，這就影響了就業機會的增加。雇員一旦受雇，不太擔心被解雇，影響了積極性的發揮。

5.德國為“統一”付出很大代價，削弱了歐盟經濟增長火車頭的作用

德國每年為東部地區的重建付出的開支占GDP的5%。德國經濟部的克勞斯教授認為，今后10-15年時間內，德國仍要為消化西部地區付出沉重代價。目前德國東部地區的年輕人在大批地向西部地區流動，結果東部地區“人空為患”，西部地區就業形勢卻變得格外嚴峻。在歐盟其他成員國中也存在形式不同的結構性失業現象。這是歐盟失業問題難以解決的一個重要原因。

6.統一內部市場的建設既有利于出口，又有影響競爭力提高的另一面

歐洲統一市場的建設為各成員國企業提供了一個比較穩定的內部市場，從而有利于歐盟經濟的增長，但長期地過分依賴地區內部市場，又限制了企業競爭力的提高。

7.政府對企業約束過多，影響企業積極性的發揮

歐洲國家是以高福利和高稅收著稱的。高稅收包括兩部分內容。一是對居民個人征收的稅收稅種多，稅率高。如2000年底，法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高達54%。二是企業的稅負重。如上世紀末，法國的企業稅達37%，意大利為41.3%。(注：轉引自裘元倫：《歐洲的改革：理論解析與實際進展》，2002年2月。)稅負重影響了企業的投資能力和創新能力。

五、歐盟未來改革問題

20世紀后半期，歐洲主要做了一件事，就是進行了一體化建設。21世紀上半期，歐洲面臨三件大事：東擴、深化政治和經濟的一體化建設以及內部改革。三者之中，內部改革是基矗

從目前情況看，歐盟的改革具有三個特點。

第一，這場改革是由上而下推動和進行的，核心是要解決歐盟體制缺乏活力的問題。

半個世紀以來，歐洲在一體化建設方面，雖然取得了歷史性的進展，但它始終沒有解決歐洲社會惰性大，體制缺乏活力的問題。它使歐洲在新的世紀里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正是這些困難和問題迫使歐盟把內部改革問題進一步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

2000年，歐盟在里斯本召開首腦會議，制定了歐盟的社會經濟發展遠景規劃。2001年3月，歐盟又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特別首腦會議，討論如何落實里斯本會議制定的遠景規劃。會議認為，為了落實里斯本會議定下的戰略目標，歐盟在現階段必須在就業、經濟改革、科研和技術創新以及增強社會凝聚力等4個方面采取果斷有效的措施。這些問題涉及歐盟必須進一步建立或改善一系列有關的制度、標準、機構、法律和政策，并傳遞和落實到各成員國。為了進一步建立統一的市場機制，歐盟在1999年召開的赫爾辛基首腦會議上已經制定了一個五年計劃。2000年里斯本首腦會議又制定出了具體的改革方案，要求各國逐項加以實施。

第二，改革的覆蓋面很廣。這是一場全面性質的，而不是局部性的改革。

歐委會主席普羅迪在解釋歐委會提交給2001年3月斯德哥爾摩首腦會議的建議文件時說，盡管歐洲的失業率有所下降，但在歐盟范圍內仍有1400萬人沒有工作;盡管共同市場已存在許多年，但電信、能源、運輸、郵政和政府采購等關鍵領域的統一市場仍遠未形成;盡管歐盟的高新技術投入已較前有較大增長，但與美國相比仍有相當大的差距;盡管成員國經濟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但貧困和發展失衡現象仍在歐盟范圍內繼續存在。斯德哥爾摩特別首腦會議確認，要解決這些問題，歐盟必須在全方位開放勞動力市場等十個方面采取措施。這些措施既涉及經濟結構和經濟體制的改革，又涉及社會問題的改革;既涉及生產領域的改革，又涉及服務和金融等部門的改革，既涉及宏觀層面的問題，又涉及企業層面的許多問題。這是一場帶有全面性質的改革。21世紀，歐盟企業改革的重點不在于把尚剩的為數不多的國有企業私有化，而在于放松政府對私有大中型企業的限制和約束，鼓勵企業去建立各種激勵機制，以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

第三，改革的幅度較大，涉及了一些多年積累的深層次問題。

比如在養老金制度的改革方面，歐盟有些國家，除法定養老金外，開始重視建立私人補充養老金。在農業問題上，2002年7月10日通過的改革方案，被稱為是一項“徹底”的改革計劃。多少年來，歐共體的農民一直是按農業產量領取補貼的。改革后將停止這一做法，改而采取固定的補貼額，農民享受的直接補貼將和農業產量脫鉤。

六、關于歐盟的發展前景

歐洲要走自己的路，建立一種既非美國式的，又非傳統歐洲模式的資本主義。

歐洲的資本主義歷來被稱為“社會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以別于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歐洲在改革，但不會根本放棄歐洲的價值觀和社會發展模式。這既有歷史的原因，又有現實的原因。歷史上，歐洲是資產階級啟蒙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以及科學社會主義運動的故鄉和發源地。二戰前的一段時間內，歐洲面臨納粹的“社會主義”和蘇聯社會主義的夾擊。二戰后初期，社會主義運動在世界各地的發展曾對歐洲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構成現實的威脅，“人民資本主義”等思潮在歐洲一度被廣泛傳播。社會民主黨在歐洲一直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力量。這些都是歐洲不同于美國的地方。歐洲要改革，目的是革除歐洲社會和經濟體制中缺乏朝氣和競爭力的一面，而不是照搬美國的社會經濟模式，全盤接受美國的文化和價值觀。就拿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來說，歐洲也不是要摒棄社會福利制度的基本理念和核心部分，而是要杜絕濫用，消除過度的社會福利負擔，讓“那些不盡其力、不盡其責的人……喪失他原來享有的社會團結，即國家資助的權利”。

歐洲的改革勢在必行，但改革需要一個長的過程。同一體化一樣，改革會取得成功，但進程是曲折的。困難將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改革越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