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的研究重點應該是如何為調節能力付費、為靈活性買單。

(來源：《能源評論》作者：侯守禮)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水、能源、交通等領域價格改革，優化居民階梯水價、電價、氣價制度，完善成品油定價機制。從國內外電力市場建設實踐來看，固定價格會導致出現過度激勵或者過度壓制的后果，價格放開才能真正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達成供需兩端的平衡，需要避免的是價格大幅波動帶來的不利影響。

隨著電力市場化改革不斷深化，我國電價政策和市場機制也在逐步完善和優化。今年7月1日起，《電力市場運行基本規則》作為全國統一電力市場“1+N”基礎規則體系中的“1”正式生效，為一系列電力市場基本規則等規范性文件提供依據。2023年，全國電力市場交易電量5.67萬億千瓦時，占全社會用電量比例從2016年的不到17%上升至61.4%。目前，我國已基本構建起“能漲能跌”的市場化電價機制。

電力市場交易的不僅是“電量”

2015年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啟動以來，最顯著的成果就是電力市場化已經深入人心且粗具規模——有足夠廣泛的市場主體、深刻的市場意識和豐富的商業模式可供選擇。未來，我國電力市場化改革將進入新階段。第三輪輸配電價的核定結果已經公布，輸配電價規則發生了深刻變化;《電力現貨市場基本規則》發布，將指導規范后續電力現貨市場建設。

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或者說計劃和市場的關系。過去，電力商品由政府按計劃進行集中配置，通過電網集中調度;2015年啟動電力市場化改革以來，“計劃電”逐步向“市場電”過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電力是一種公共產品屬性很強的特殊商品，只有深入分析電力商品供求關系的特殊性，才能深刻認識未來電力市場化改革的前進方向。

電力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存在五大特性：一是看不見摸不著，用戶難以直接“體驗”;二是電力需求不是直接需求，而是衍生需求，例如通過照明、取暖、烹飪、冶煉、運輸等活動衍生出對電力的需求;三是電力替代彈性很小，過去即使沒有電，夏天也能過，但如今人們越來越離不開風扇、空調等設備;四是邊際成本低，電力生產和供應固定成本巨大，但每新增一個用戶、新增一度電的邊際成本卻極低;五是電力商品由電力系統共同提供，用戶不能直接使用具體某個發電企業所發的電，而是依賴于整個電力系統提供的服務。

電力實際交易的究竟是什么?在電力市場中，電力作為一種商品，是以看不見摸不著的能量形態存在的，電網中能量的傳輸并非電荷物質的轉移，而是電磁波沿導線的傳播。然而，與普通商品不同，電力商品實際交易的不是實體產品，也不是物質、能量，而是財務合約、金融合同。舉例來講，電力大用戶與發電企業之間簽訂合同購電，中間要涉及電量匹配、電力交易、電力調度和電量結算等環節，在這個過程中，電能的“原始形態”早已發生了變化。因此，從本質上看，終端用戶消費的電并不與某一特定發電企業發出的電一一對應。

逐步縮小交叉補貼是方向

目前，我國電力市場存在普遍的交叉補貼現象，居民用戶供電成本遠高于工商業用戶，但兩者的電價水平卻呈相反情況。工商業長期補貼了居民和農業用電用戶，同時將他們所負擔的交叉補貼以“加價”等形式轉嫁給下游消費者。嚴重的交叉補貼導致輸配電價難以真實反映輸配環節成本情況，干擾市場價格信號。逐步縮小電價交叉補貼，是電力社會屬性和商品屬性平衡調整的必然趨勢。

逐步減少電價交叉補貼，有助于電力價格更好地反映供電成本，還原電力的商品屬性，并促進建立更加符合用電成本、供求關系和資源稀缺程度的居民電價機制。目前，居民電價存在大量交叉補貼，替代電量和第一檔電量所享受的補貼最多，因此，縮小交叉補貼必然不可避免地引起居民電價一定程度的上漲。那么，如何將電力成本的公平負擔和保障基本的電力普遍服務平衡好，既反映電能的公用性特點，又能很好地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呢?

一個解決思路是國家建立“普遍服務基金”，取代目前的交叉補貼機制。電力不僅是一種商品，也是一種基本公共服務。通過建立電力“普遍服務基金”，國家可以在全國范圍內統籌這一服務，主要用于彌補電網企業提供普遍服務帶來的虧損，并支持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實現更大范圍、更高效率的電力普遍服務和能源資源優化配置。

未來，針對居民階梯電價優化，應以“保基本”為原則，即保持第一檔電價不變，第二、第三檔電價提高。第一檔電價要保障居民最基本的用電需求，第二、第三檔電價可以采用階梯附加峰谷電價的方式收取，在實行階梯電價制度的基礎上，用電高峰期價格上浮，低谷期價格下調。這種定價方式可以培養居民用電習慣，讓非市場化用戶提前適應電價波動規則，是向市場化電價有效過渡的手段。

未來需為調節能力付費

為了避免電力價格大幅波動，未來的研究重點應該是如何為調節能力付費、為靈活性買單，容量機制應當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來研究。

隨著新型電力系統的不斷發展，調節能力客觀上存在下降的趨勢。從發電側來看，調節能力較好的燃煤發電比重逐年下降，調節能力較差的風電、光伏、核電的發電比重逐年提升;從用戶側看，調節能力較好的第二產業比重逐年下降，調節能力較差的居民、第三產業用電比重不斷提升。為適應這種情況，電網正在不斷提升柔性靈活性能力。

在保證風電、核電、光伏發電等不可調節電源機組多發滿發的情況下，如果不想降低售電價格，就需要適應為調節能力付費，用以分攤新型儲能、抽水蓄能等具備調節能力的電源成本，以平抑電價大幅波動，保證整個電力系統靈活、高效運行。因此，電力用戶、不可調節電源和政府財政應共同分攤調節費，電力交易機構有責任引導市場為調節能力付費。

另外，靈活性調節電源需通過容量成本回收機制保障基本收益。容量電價可以理解為“底薪”，即使機組不發電也可以獲取穩定收入、回收固定成本。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2020年發布的《容量成本回收機制工作指引》，容量成本回收機制主要可以分為稀缺定價機制、容量成本補償機制和容量市場三類。

從國際經驗來看，美國得克薩斯州采用稀缺定價機制，在需求緊缺時短時間內通過尖峰電價回收投資成本，容易導致極端情況下的天價電費，這種情況下有些電廠可以十年不發電，一次性賺回投資成本;智利采用容量成本補償機制，政府制定容量電價和補償容量并統一結算費用;英、法等國的電力市場中已建立容量市場，并完全由市場競爭形成容量電價。

目前，我國處于電力市場發展初期，部分地區采用容量成本補償機制，容量定價由政府制定。在發電側和儲能側，已實施容量電價的儲能和發電設施主要有煤電機組、抽水蓄能、天然氣發電以及某些地區新型儲能設施。下一步，對發電側和儲能側來說，可逐步過渡到完全市場化的方向，通過設立統一標桿容量電價來激勵煤電、氣電、抽水蓄能和新型儲能等各類靈活性調節電源參與市場;從用戶側來看，針對工商業企業，可以按照不同電壓等級、負荷率等因素靈活調節容量定價。

未來，不論是發電企業還是用電企業，都不能再把電價當成一個決策的常量，而應當作為與電力生產和消費行為密切相關的變量。就像我們過去幾十年逐步適應各種消費品、生產資料價格的波動一樣，去逐步適應電力商品價格的波動。這種理念一旦建立，對于調節能力和靈活性的需求便會極大提升，對分析預測用戶需求能力的要求就會極大提高。甚至有專家指出，價格反映的其實不是供需關系，而是對供需關系的預期，一旦有了不同的預期，價差套利就會成為市場行為，期貨市場也隨之興起。

(作者系中國價格協會電價專家、中國化學與物理電源協會儲能應用分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中綠電(蘇州)碳中和研究院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