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電設備利用小時反映了電力生產企業發電設備在一定時間段內的平均利用率，是電力行業發展重要的參照指標之一，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電力發展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GDP、全社會用電量、裝機容量、機組利用小數相關關系變化如下：

2000～2007年的快速發展期。隨著國企改革推進，我國經濟進入新一輪快速增長期，2002年GDP重回兩位數增長。受經濟增長拉動，全社會用電量增速也逐步走高，2003～2007年保持14%左右的高速增長。發電裝機偏緊，機組年利用小時從4500小時左右增長到5500小時左右。受電力短缺刺激，電力裝機規模加速膨脹，2002～2007年電力裝機容量翻了一番。

2008～2011年的增長波動期。2008年以后，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我國GDP增速回落到10%以下，全社會用電量增速從前幾年的15%左右降至6%左右，但受刺激性經濟政策推動，2010年GDP重回兩位數增長，2010年、2011年全社會用電量保持兩位數增長。該時期發電裝機增速有所回落，但年均增速仍超過10%，機組利用小時有所下降，但仍高于4500小時。

2012年以來經濟新常態發展期。十八大以來，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速度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全社會用電量受產業結構調整影響逐步增大，2012～2016年全社會用電量保持5%左右年均增速，但受投資慣性影響，電力裝機仍保持9%左右年均增速，電力供需逐步寬松，發電機組利用小時由2012年的4579小時快速下降至2016年的3785小時。

隨著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經濟結構不斷轉型升級，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能源革命”，推動我國能源結構轉型，建立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現代能源體系，保障國家能源安全，確保經濟社會發展、能源消費和生態環境三者實現穩定平衡和良性互動，在經濟新常態下，需突破傳統思維，重新審視機組利用小時等行業發展指標的作用和意義。

新常態下發電利用小時特點

“十二五”以來，發電機組利用小時數持續下降。從需求側來講，反映了經濟新常態的兩個主要特點：GDP增速下降和經濟結構的持續調整。從供應側來講，反映了電力生產市場的結構性調整，不斷增大的環保壓力下，去煤炭化影響顯著。隨著“十三五”期間經濟結構和電力生產結構的深入調整，未來水電、風電、光伏等非化石能源裝機規模和發電量將不斷增加，煤電將經歷一段增速降低、利用小時數下降、規模縮減的市場過程。

產業結構調整對利用小時影響逐步凸顯

經濟新常態下，受產業結構調整影響，全社會用電量增速顯著低于GDP增速。以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和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能源消耗水平差異較大，第二產業的單位GDP電耗是第三產業的6～7倍左右。2002～2007年的GDP增長主要依靠規模擴張，第二產業單位GDP電耗變化不大，全社會用電量隨GDP的增加而基本同步增長。2008年以來，隨著經濟的反復探底過程，國民經濟結構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第三產業逐步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量，2012年以后，經濟結構變化使全社會用電量增速顯著低于GDP增速，這一過程將持續較長時間。能源局“十三五”規劃預測的全社會用電量增速為4.6%～5.8%，低于當前6.5%左右的GDP增速預測，發電設備利用小時數也將下降。

根據歷史數據分析，我國全社會用電量主要受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調整、能耗水平三個主要因素影響（擬合R2=0.91，擬合效果見圖），其中產業結構調整（工業占GDP的比重）變動是最主要的影響因素。隨著我國經濟逐步步入新常態，經濟增長維持在6.5%左右，去產能、調結構成為未來甚至相當長時間內供給側改革的主要任務，是新常態下需求端影響機組利用小時的關鍵因素,以2011～2015年為例，GDP增速下降了2.4個百分點，全社會用電量增速下降了11.45個百分點，工業占GDP比重下降了5.6個百分點，單位GDP電耗則累計下降了19個百分點（見表1）。

受可再生能源擠壓，煤電利用小時加速下行

隨著環保壓力的增大，非化石能源發展得到了大力推進。從2011～2016年裝機結構看，水電基本實現了與電力裝機增速同步發展，風電和核電占比翻番，太陽能更是實現了20倍的增長，火電占比下降，成為電力生產結構中最重要的一個變化。從2011～2016年發電結構看，氣電、水電、風電、太陽能、核電發電量占比分別提高了0.8、5.6、2.4、1.1、1.8個百分點，煤電發電量下降了13.2個百分點，可再生能源的快速發展成為影響煤電利用小時數又一關鍵因素。

2011～2016年，煤電利用小時從5305小時下降至4165小時，下降幅度達到21.5%，年均下降228小時。水電逆勢上揚，在裝機規模增加43%的情況下，利用小時數實現了20%的增長，占新增用電量比重達40.71%，對火電利用小時數降低影響顯著。風電、太陽能發電受消納限制，發電量與裝機增長不同步，利用小時有所下降。2016年我國風電、太陽能發電新增裝機合計容量超過火電，裝機占比增加了9.2個百分點，發電量占比僅增長3.6個百分點，風電利用小時下降了133小時。風光利用小時下降主要受棄風棄光影響，如2016年我國棄風量497億千瓦時，占風電發電量的20.6%，棄光率高達19.81%（見表2~4）。

全國各區域利用小時下降趨勢不變，但區域差異明顯

從全國各區域看，利用小時呈現全面下降趨勢，新疆、甘肅、青海、寧夏、內蒙古、吉林、遼寧、山西、四川、云南等電力外送基地水電、火電、風電利用小時均大幅下降。部分中東部受電端省份利用小時均出現大幅下降，如河南、廣東等。全國各區域利用小時變化顯示送電端和受電端均無法消納電量，電力嚴重過剩。

中東部地區調節性水電利用小時普遍有所提升，顯示在當前機組結構下，調峰機組不足。

經濟新常態下重新審視發電利用小時

一是重新審視利用小時作為評判電力過剩與否的標準。按照行業慣例，發電設備利用小時數在4500小時、火電在5000小時左右是評判電力過剩與否的標準。但目前我國電源結構已發生很大變化，風光發電裝機占比超過10%，發電量占比超過5%，但受其間歇性等因素影響，其利用小時數只有2000小時左右。隨著能源結構轉型，可再生能源比重持續攀升，將進一步拉低發電設備整體利用小時，發電設備利用小時數已經不足以說明電力行業產能是否過剩。同時，可再生能源與火電存在明顯的替代作用，可再生能源發電優先消納，擠占火電份額，同時隨著輔助服務市場建設，部分火電機組參與調峰，機組利用小時水平較低，火電機組利用小時數也不足以說明電力行業產能是否過剩。需重新審視新常態下電力過剩的評判標準，建立包含機組類型、市場類型、利用小時數、機組備用率、度電收益水平等綜合電力過剩評判標準。

二是重新審視新常態下機組利用小時的影響因素分析。隨著我國經濟逐步進入新常態，全社會用電量增速放緩，電力彈性系數出現較大波動和變化，去產能、調結構、降能耗等成為影響全社會用電量更為重要的因素。需要重新認識發電利用小時、電力生產彈性系數等電力市場關鍵指標的作用，一方面，加強信息追蹤，及時跟蹤市場信號變化；另一方面，深入挖掘市場信號背后所反映出的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提高電力市場預測工作的準確性。

三是重新審視利用小時在發電企業生產經營中的作用。隨著電力體制改革的推進，電量交易市場和輔助服務市場將逐步完善，火電在電力系統定位正在逐漸由電量主體向容量主體轉變，由提供電力、電量的主體性電源，向提供可靠電力、調峰調頻能力的基礎性電源轉變。火電未來的盈利方向從電量轉向“電量+容量”并重，通過為電力市場提供高效低成本的調頻、調峰服務來獲取額外收益。發電企業需重新審視利用小時在生產經營中的作用，研究建立包括利用小時、深度調峰能力、啟停和備用等綜合效益分析指標，更加科學地評價與分析煤電的容量效益。

四是重新審視經濟新常態下發電機組利用小時區域差異。經濟新常態下，各區域產業結構、能耗水平成為影響利用小時的關鍵因素，需進一步考慮不同區域產業結構、能耗水平和電源結構差異，合理預測區域用電需求增速，合理確定區域煤電機組定位和發展策略。通過對區域電力發展情況的分析預測，建立區域分級制度，反映不同區域發電設備利用小時數等市場關鍵因素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