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孟超一生的回顧？

2021年5月22日13點02分，中科院院士、中國肝臟外科的開拓者和主要創始人、原第二軍醫大學副校長吳孟超在上海逝世，享年99歲。吳孟超院士從醫78載，直至96歲還依然每周出門診、做手術。他的一生，完成1萬6千余臺手術，創下多項我國和世界肝臟外科“第一”。吳孟超院士專業上精益求精，面對科學問題實事求是，對待病人全心全意服務，而令他踏上外科醫學之路的則是深深的愛國情懷，也成為他一生的信仰。

2012年，吳孟超被評為年度感動中國人物，頒獎詞上這樣寫道：“60年前，吳孟超搭建了第一張手術臺，到今天也沒有離開；手中一把刀，游刃肝膽，依然精準；心中一團火，守著誓言，從未熄滅。他是不知疲倦的老馬，要把病人一個一個馱過河。

我叫吳孟超，今年91歲，和在座的大多數同學一樣也是個“90”后。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外科醫生，這一輩子就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建立肝臟外科與肝癌斗爭。

我的經歷很簡單，先是在馬來西亞的光華學校念小學和初中，回國后考入同濟大學附中和醫學院，大學畢業后就一直工作在第二軍醫大學。回顧自己的經歷，我最大的感受是，做人要誠實，做事情要踏實，做學問要扎實，而且一定要有自己的奮斗目標和人生理想。而我的目標和理想是：早一天摘掉戴在中國人頭上的“肝癌大國”的帽子，讓我們的人民健健康康地生活！

今天，我想在這里跟大家談一下自己的一些體會和感受，不對的地方請大家多包涵。

一 要熱愛祖國和人民

我出生在福建閩清的一個小山村，由于營養不良，3歲時才會走路，5歲時跟著母親去馬來西亞投奔在那里割橡膠打工的父親。9歲起，上午跟著父親割橡膠，下午去學校讀書。割膠既培養了我吃苦耐勞的性格，又練就了我靈活的雙手。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我正在讀初中。那時經常遭受外國人的欺負，所以心里特別希望咱們的國家強大。初中快畢業的時候，我和全班同學將募捐來的錢，通過陳嘉庚先生組織的華僑抗戰救國會寄給了八路軍，后來竟然收到八路軍總部寄給我們的感謝信，讓我很受震動。后來，我向父母提出要回國參加抗日隊伍。就這樣，1940年春天，我和其他6個同學一起相約回國。

回國途中遇到的另外一件事更加堅定了我對祖國的熱愛。當我們在越南西貢登岸時，驗關的法國人要我們在護照上按手印，而歐美旅客都是簽字。我就跟那個驗關的人說，我們也可以用英文簽字，但那個可惡的法國人對我吼道：你們是黃種人，東亞病夫，不能簽字！直到現在，那次經歷都是我最刻骨銘心的恥辱。我當時就想，我們的國家一定要強大起來，我們再也不要受外國人的歧視和欺負。

經過30天的辛苦旅途，到達了云南昆明。我們發現，形勢根本不允許去延安。參戰抗日的想法無法實現了。我和同學們合計著，繼續念書吧。就這樣，我考入了因戰亂遷到昆明的同濟大學附中。后來，考入同濟大學醫學院，走上了醫學道路。

1956年，我聽一個老一輩的醫生講，日本的一個醫學訪問團專家傲慢地說：中國的肝臟外科要想趕上國際水平，最少要30年的時間！聽了這話，我心里非常不舒服，并下定決心要證明我們能站在世界肝臟外科的最前沿，要用實際行動為我們的國家爭光，為我國的醫學爭光！

于是，1958年，我們成立了以我為組長的“肝臟外科三人研究小組”，制作出我國第一具肝臟血管鑄型標本，創立了肝臟五葉四段的解剖學理論；1960年，我主刀完成第一臺肝癌切除手術；1963年，我成功完成國內首例中肝葉切除術，使我國邁進國際肝臟外科的前列；1975年，切除重達36斤的巨大肝海綿狀血管瘤，至今還保持著世界紀錄；1984年，我為一名僅4個月的女嬰切除肝母細胞瘤，創下了這類手術患者年齡最小的世界紀錄；1979年，我參加了在美國舉行的第28屆世界外科大會，報告了181例肝癌手術切除的體會，引起強烈反響，確立了我們在世界肝臟外科的領先地位；21世紀以來，我們的肝癌介入治療、生物治療、免疫治療、病毒治療、基因治療等方法相繼投入臨床應用，并接連取得重大突破，提高了肝癌的療效。

我現在身體很好，每天正常上下班，一周一次門診，五六臺手術，醫院管理上的很多事也要管，平常還飛來飛去出差開會。我覺得，作為一個黨、國家和軍隊培養起來的科學家，我還沒有研究透肝病的發病規律，還沒有找到解決肝癌的最有效辦法，只有傾盡畢生之力，才能不負黨和人民的重托，才能對得起我深深愛著的國家和軍隊！

病人是我們的衣食父母。要把病人當親人看，全心全意為病人服務，并用最有效的方法給他們最好的治療。這是我從醫60多年始終恪守的醫道。

2004年，湖北女孩甜甜被診斷出中肝葉長了個足球般大小的腫瘤。其他醫院的醫生說，這個腫瘤無法切除，只能做肝移植，需要人民幣30萬元。甜甜母親下崗多年，父親是一名普通職工，30萬元對他們來說是個天文數字，一家人只能以淚洗面。后來，在別人指點下，甜甜和父母帶著一絲希望來到我院。在召集全院專家多次會診后，我和同事們用了8個小時，成功為她切除了8斤重的腫瘤。

1975年，安徽農民陸本海找我治病，他的肚子看上去比懷胎十月的婦女還要大。經檢查是一個罕見的特大肝海綿狀血管瘤，直徑達68厘米！當手術打開腹部時，腫瘤之大讓所有在場的人都毛骨悚然。12個小時之后，當我把那個巨大瘤體完全切除時，已經沒有力氣把它抱出來了。經過稱量，重量竟達36斤！

今年11月15號，我還做了一臺手術：一個新疆的13歲女孩，肚子鼓得像充滿氣的皮球一樣，在很多地方看過，大家都覺得風險很大，不敢給她手術。我給她做完B超后也知道手術風險很大。但是，如果不給她開刀，那么大的瘤子發展下去肯定會要她的命。手術那天，從早上八點半到下午兩點多，用了將近6個小時，把瘤子切了下來，稱了稱正好10斤2兩！說實話，手術下來后很累，但我心里還是非常高興，因為我又救活了一個人的生命！

二 科學既要會創新又要講誠信

1958年，我們“三人小組”開始向肝膽外科進軍。我從基礎做起，首先是了解肝臟結構，其次是解決手術時出血的問題。

肝臟是人體新陳代謝的重要器官，不同于其他臟器，其他臟器一般都只有2種管道，而它有4種管道，所以血管非常豐富，手術容易出血。如果能夠把肝臟血管定型，在不同的4種管道里灌注進不同的顏色，血管走向就一目了然了。為了做成血管定型標本，我們在用作養狗的“狗棚實驗室”一干就是4個多月，接連試用了20多種材料，做了幾百次試驗，無一成功。有一天，廣播里傳來了榮國團在25屆乒乓球賽上奪得冠軍的消息。我突然想到，乒乓球也是一種塑料，能不能用它作灌注材料呢？于是，我們就趕緊去買來乒乓球剪碎，放入硝酸里浸泡，這一次，居然獲得了成功！此后，我和同事一鼓作氣制成了108個肝臟腐蝕標本和60個肝臟固定標本，找到了進入肝臟外科大門的鑰匙！

我發明的“常溫下間歇性肝門阻斷切肝法”，既控制了術中出血，又讓病人少受罪，還使手術的成功率一下子提高到90%！這個方法到現在都在用。

1963年，我們準備進軍中肝葉。中肝葉被稱為肝臟外科“禁區中的禁區”，做中肝葉手術除了需要一定的勇氣，更需要嚴謹求實的科學態度。手術之前，我在動物房對30多條實驗犬進行實驗觀察，直到確認已經達到保險系數，才決定在患者身上手術。于是，我完成了我國第一臺中肝葉切除手術，也正是這臺手術，讓我們邁進了世界肝臟外科的先進行列。

創新需要有敢于懷疑、勇闖禁區的精神和膽識，更離不開科學的態度和嚴謹誠信的學風。因為創新不是想當然，那是腳踏實地的探索，那是日復一日的積累！

孔子曾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子將誠信作為立身處事的必備品質，早已成為齊家之道、治國之本。誠信既是一種處事的態度，更是一種道德的標示，對于社會和每個人都至關重要。

近年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得到快速發展，科技水平和創新能力大幅提升，科研成果層出不窮。但另一方面，社會上的各種不良風氣也逐漸滲透到學術界，各種各樣的學術腐敗、剽竊造假事件接二連三地發生，不僅引起全社會的反感，也引發了國外權威雜志對我國學術界的質疑，其帶來的危害是難以估量的。學術不端行為既影響創新能力的提升，還敗壞了嚴謹求實的學風，浪費大量的科研經費和資源，結果是學術造假和追名逐利風氣擴散、蔓延，導致社會道德淪喪，創新能力下降。這應引起全社會、尤其是年輕人的重視，一定要老老實實做人，嚴謹誠信做事。

我在這方面對學生要求特別嚴。在審閱論文時，我對他們的數據和病例都會進行核實，有時甚至連語言的表述方式和標點符號都不放過。還有關于論文署名問題，我沒有參與的文章一概不署名，沒有勞動就不能享受人家的勞動成果，那種不勞而獲的事我不干。有時候他們會說掛上我的名字好發表，我說那更不行，發表論文不是看面子的事，要靠真才實學，你文章寫得好寫得實人家自然會為你發表，打著我的旗號那是害人害己。還有，我最討厭那種寫文章時東抄西抄的人，說好聽點是抄，難聽點就是偷！我們醫院就曾經有個年輕醫生，發表的論文是抄襲別人的，我們在發現后，堅決把他除了名。

我還想跟同學們談一談恒心的問題。剛才我說了，我這一輩子就干了一件事，那就是與肝癌作斗爭。從1958年干到現在54年，但我還沒有把肝臟完全弄清楚，還要繼續干下去。其實，其中的失敗、挫折和磨難，不是一句話兩句話能說得完的。我也苦惱過、猶豫過、徬徨過，但我沒有退縮，堅持了下來。很多老一輩科學家一生也都只干了一件事，而干好、干成一件事，要付出的努力和汗水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也希望同學們做事做學問時也有一些恒心，要吃得了苦、受得了罪、耐得了寂寞，要干一行愛一行，鉆一行精一行，這樣才能有所收獲、有所成就。

三 要下工夫培養年輕人

我進入肝膽外科已經50多年了，做了1萬多臺大大小小的手術，可以說所有的肝臟手術都做了。但是，我常想：一臺手術只能挽救一個病人的生命，對于我們這個肝癌大國來說，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1996年，我用自己的積蓄、稿費和獎金，加上社會各界的捐贈共500萬元，設立了“吳孟超肝膽外科醫學基金”。2006年，我把獲得國家最高科技獎的500萬和總后獎勵的100萬全部用到人才培養和基礎研究上。有人問我，為什么自己不留一點？我說，我現在的工資加上國家補貼、醫院補助，足可以保證三餐溫飽、衣食無憂了。可能這就是我的老師裘法祖教授常教誨我的：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學問要不知足。

王紅陽院士是我學生中的優秀代表。1987年秋天，在中德醫學會學術年會上，我發現她頭腦冷靜、勤奮好學，不久，我推薦她赴德國留學。期間，我們不僅保持著聯系，每次到歐洲訪問，我都會抽時間去看她，了解她的科研情況。我對她說：“你要回來，醫院給你一層樓面，為你建最好的實驗室。”1997年，王紅陽學成歸國，面對中科院上海分院等單位的競相邀請，她毅然將中德合作生物信號轉導研究中心落戶我院。她在肝癌等疾病的信號轉導研究上取得了很多突破，先后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等重大獎項，發表有影響的論文60余篇，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2005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2010年又當選為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

第二軍醫大學分子研究所所長郭亞軍教授是我的第一個博士生，他在美國讀書時取得了突出的成績，我也多次去看望他。他回國后，我很希望他能幫助我研究肝癌的防治，但得知學校要成立分子研究所時，我果斷地向學校推薦了他。現在郭教授也已經是知名的青年科學家。

我對學生要求很嚴，規定他們必須有過硬的基本功，做到“三會”，也就是：會做，判斷準確，下刀果斷，手術成功率高；會講，博覽群書，能夠闡述理論；會寫，善于總結經驗，著書立說。查房時，我經常逐字逐句查看病歷和“醫囑記錄單”，對出現錯誤的既嚴肅批評，又指導幫助。我們當醫生的，所做的一切都關系到病人的生命和健康，一點也馬虎不得。這么多年來，我培養了上百名學生，不少人成名成家了，或者是一個單位的骨干力量，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把自己掌握的知識和技術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了他們！

這些年，祖國和人民給了我很多榮譽，但這些榮譽，不是我吳孟超一個人的，它屬于教育培養我的各級黨組織，屬于教導我做人行醫的老師們，屬于與我并肩戰斗的戰友們。回想我走過的路，我非常慶幸自己當年的四個選擇：選擇回國，我的理想有了深厚的土壤；選擇從醫我的追求有了奮斗的平臺；選擇跟黨走，我的人生有了崇高的信仰；選擇參軍，我的成長有了一所偉大的學校。

歲月不饒人，但我還想在有生之年再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只要肝癌這個人類健康的大敵存在一天，我就要和我的同行們與它斗爭一天。我牽頭的新醫院和國家肝癌科學中心正在建設當中，明年就可投入使用，到時候我們的平臺就更大了，能做的事情也就更多了。為人民群眾的健康服務，是我入黨和從醫時作出的承諾，我將用一生履行這個承諾，用一生為理想去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