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力部早已預見到此種情形。電力部一位年輕領導很早就寫信給中央領導：“大家公認電力工業是突出的薄弱環節，中央也一再要求加快電力工業的建設速度。但結果電力工業的投資比重和投資絕對數一年比一年少，是向下調而不是向上調。現在電力工業存在兩大問題，一是每年裝機安排少欠賬越來越多;二是在建項目的規模越來越小，以后的日子如何過呢?現在到了不能耽誤的關鍵時刻了，如果錯過時機，我們將要犯歷史性錯誤。”

這封信最后還說：“這不是‘爭投資’的習慣病，而是心所謂危，不敢不言。”

寫信者日后晉升為國務院領導，為電力體制改革啟動注入強大動力。

電力專家姚振炎看得很準：“深層次的原因是電力工業管理體制和投資體制出了毛病，經濟活動是以各省為單位進行組織的，在財政上分灶吃飯，而電力管理是高度集中和壟斷的，就是國家出錢，一家辦電，大家用電的大鍋飯體制。”

從1987年開始的第一輪電力體制改革正是試圖在管理體制以及投資體制上同時發力。

姚振炎曾長期在電力系統任職,1988年先后出任國家能源投資公司首任總經理、國家開發銀行首任行長、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

一項曾經令人忐忑不安的試驗試圖改變這個局面。

龍山原是山東半島較偏僻的地方，電網比較分散，各個縣市普遍缺電。為了解決缺電問題，山東省做了一個規劃建設方案，分散建幾個小電廠。水電部計劃司不贊成這一計劃，建議把煤炭資源集中起來利用，建一個規模較大的電廠。因為龍口有一個煤礦，可以建一個20萬千瓦裝機量的電廠。在當時，一個縣的用電也就是兒千千瓦,20萬千瓦的電廠已經算大廠了。這家電廠可以解決周邊四五個縣未來一段時間的用電問題。龍口這片地方的思想當時已經比較解放，逐漸有了市場經濟的觀念，他們就接受了這一意見，同時提出由中央、山東省以及下面地縣、企業、公社共同投資辦電廠。

這是中國第一次嘗試用發股票集資的方式向縣、市、鄉鎮企業和山東電力局合資建設電廠，組成合營公司并組成董事會進行經營管理。

這一在當時沒有任何理論依據的改革試驗措施開始改寫電力工業的局面。

集資電廠的管理基本由水電部門負責，地方基本不參與。因為水電部堅持認為地方管電不專業，沒有本事管，希望還是由水電部門來管。這一局面維持了相當長時間才有所改變。

地方參與投資后，水電部和計委很好地解決了兩個問題，一是分電，因為當時缺電，大家都爭著要電，所以按投資比例分電，這是理所當然的。

在第二個問題分利上就碰到了大問題。有一些地區電價定得太低，發電廠持續虧損，不僅不能分利，而且每年還要欠債。通遼電廠是一個典型。那時候國家沒有錢，規劃已久的通遼電廠遲遲建不起來，中央電力部門就動員了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三省參與投資。一開始只有吉林投了，它用電量大。考慮到水電部給的條件比較優厚，分紅比例比較高，后來黑龍江覺得還不錯就跟著投了。遼寧想到通遼電廠建好后也可以分到不少電，最后也投了。

但是問題很快出現，當時東北電網的電價特別低，只有四分錢左右，通遼電廠投產后，不但沒看到分紅，而且三個省每年還要往里面填補一共1500萬元的虧損。虧損電廠增多，主管部門意識到新建電廠也不能老是虧損，不然就沒有積極性。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繼續虧損，電力就發展不起來。而另一方面，當時國家要控制物價，電價不可能漲。

在當時，漲電價是異常困難的。電力主管部門提出了一個折中的辦法，實行“新電新價”。當時中央發了1985[72]號文件，鼓勵合資辦電，解決用電問題，其中很重要一條措施就是實行“新電新價”。

但零星的集資辦電未能扭轉局面。缺電的范圍已經由沿海地區和華中地區擴大到內地，長期不缺電的西北電網和西南電網也開始拉閘限電。

當時的報紙對缺電影響經濟充滿擔心，民營經濟發達的蘇南出現了一句順口溜：“形勢好不好，看有沒有電”。因為缺電，原紡織部旗下的鄭州第五棉紡廠出口的紗和布僅分別完成73%和65%，廣州紡織系統各廠每周停三開四，僅8月份因停電減產18萬條。北京夜間也輪流拉電，范圍從三環以外擴大到二環路以內。

水電部感受到壓力越來越大。1985年，水利電力部黨組曾兩度上書中央。5月31日，水電部黨組寫信給“中央、國務院”，提出“關于根本改革電力工業體制的建議”。12月25日，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寫信提交了《關于電力工業當前問題的報告》。水電部感覺到形勢越來越嚴峻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們擔心電力不足可能成為今后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收革中的一個矛盾集中點如不及早研究安排，恐怕將來很難補救”。“我們認為，這個矛盾應當徹底揭露，不能再拖了。”“喪失了這個時機貽誤大局，將后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