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的傾向已經逐漸明顯，因為收革同時研究另個問題，希望以省局為經濟實體，加大省局的權力，縮小區域網局的權力。

對于兩分錢具體執行，改革小組提供了兩個方案：一種辦法是采取華東三省一市做法，每度工業用電征收兩分錢，各方面比較能接受，影時也不大;另一種辦法是在調電價中，從調價幅度中拿出兩分錢，按電量多少分配至各省市為辦電基金，免征稅收。

形勢的走向正逐步脫離水電部的可控范圍。

價外加價的醞釀階段，水電部的意見希望是統一交給自己支配，但方向即將明朗之時，水電部意識到統籌的基金很有可能不歸其使用。無論上述方案一還是方案二，回家計委以及國家經委都傾向這一筆錢交由地方政府主導。這兩個部門在宏觀經濟事務中擁有最重要的建議權。

“為了把辦電責任交給地方，防止價外加價出現阻力，后來比較一致的意見是兩分錢的電力建設基金交給地方。”原電力部法規司副司長朱成章說。

這的確是一個較穩要的辦法，只有收歸地方，地方才會積極支持，不然他們均以影響經濟的理由反對證收兩分錢。

中央層面對水電部的安慰是，電力管部門以后是政府職能機構，“今后要搞行業管理，辦電要交給地方”。

經過前后一年的調研和配釀，方案于1987年夏天直遞最高層。電力體制改革方案的草案送到了北戴河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討論，這個方案被國務院領導總結為“政企分開、省為實體、聯合電網、統一兩度，集資辦電”20字方針，再一條“因地、因網制宜”。

9月12日的加快電力發展與改革座談會上，電力體制改革方案整體框架公開。

方案第一條就提出了一個措施：改革跨省電網和省網的關系，將省電網從區域電管局中脫離出來。改革后的省公司和區域網公司都是獨立核算、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都具有法人地位。

我們的省，市。可以說它是一個行政單位，也可以說它是一個大的經濟單位。當省委書記、省長的，誰個關心自己省里的經濟發展。”黃毅誠深諳中國政經的真實邏輯，他在國家計委曾經長時間分管基本建改，之后領導了中國迄今為止唯一一屆能源部。

把辦電的責任轉到各省市，兩分錢政策則解決了地方從哪里要錢的問題、在北戴河會議上，國家層面最終的決定是，推廣華東經驗，兩分錢征收權力下放到地方，收與不收，省里自己定，能自己解決用電問題，有錢辦電的，不收也行;具體是收1分還是2分，什么時候開給收，也是地方自己定，馬上開始收也可以，等到實在沒錢了再收也行。

兩分錢政策出臺后。部分省份擔心漲價“被老百姓罵”，不愿加價。后來國家計委出面動員說：“這是國務院定的，罵不到你們頭上，罵不了兩天的。民用電這么低，兩分錢也不算回事。”

“應當說，這是個很靈活的政策，有了資金來源的政策，各省特別是各省的計委和經委都可以自己當家了。”

省一級政府擔負辦電的主要責任，引發的第一個問題是省級電力公司由誰來領導。

想要激發省級的辦電積極性，就得確保省級政府對本省的電力有話語權。

國家計委接著明確，省、市的電力局或電力公司，要全心全意為省、市辦電、用電服務。“不能說湖北電力局電力公司將來為四川服務，為湖南服務，那是不對的，就是要為湖北服務，建電管電也為省經濟發展服務”。

他說：“電有特殊性，湖南省成立電力公可，湖南省省長說話你不聽，行嗎?但是平調你的錢和物是犯法的，你可以不聽，誰建電，怎么建，怎么管，他是有發言權的。”

盡管各省要自己對自己負責，但是聯系密切的電網要統一調度。中央的期望是，以后各個“兒子”各顧各的了，但是相之間還是要有個照應，不然電網垮了，就不是一家兩家的問題了。

“將來這電夠不夠用，基本靠地方、靠省市，靠同家是靠不住了。”黃毅誠最后說。

省為實體即將走上歷史舞臺，縱橫中國電力系統三十年。

政企分開是改革的另一重點，最早的抓手是投資體制中央層面無力大舉投資，只能放權地方，中央管政策地方辦企業。專業出身的國務院分管領導和水電部希望在政企分開改革和機構調整之前把相關的問題解決好，并利用政企分開的機會把集資辦電深入。

9·12座談會結束后，李鵬在會見座談會部分領導同志時提醒電力行業，十三大以后，政企分開，政府各部門的職能主要是行業管理，這是一個重大的體制改革步驟。今后搞行業管理，職能部門對下面具體的人、財、物要逐步脫鉤，這是改革的方向。

此前的1987年中共十三大報告提出，“為了避免重走過去‘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老路，這次機構改革必須抓住轉變職能這個關鍵。”

李鵬還說，希望華東改革要快點，創造一點經驗，華東先走個大點的步子，其他先走個小的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