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于《能源評論》雜志）

 

作為歐洲最好商學院——劍橋大學賈吉商學院的商業經濟學教授，波利特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公用事業部門的私有化與監管、生產效率優化等，那天他演講的主題是“RestructuringtheChineseElectricitySupplySector:LessonsfromInternationalExperience(重組中國電力供應部門：國際經驗與借鑒)”。PPT講稿準備得十分認真，數據、圖表、一系列結論，都是他扎實工作的反映。然而，讓人略感意外的是，他并不滿足于刻板、嚴謹地把信息和觀點轉述出來，而是像個充滿好奇心的孩子發現了一處全新的寶藏那樣，熱情充沛、樂在其中。最明顯的證據就是，每每講到會心之處，他都會自顧自地先笑起來——那笑容有時像影星萊昂納多，有時又像討喜的憨豆先生——把“觀眾”帶入了他的研究，也拉近了與他的距離。

 

于是，交流、采訪也從這里開始。

 

能源與多學科方法

 

如果羅列波利特教授的頭銜，怕是要寫上半頁紙了，我們僅略舉一些：劍橋大學能源政策研究中心(EPRG)副主任，《能源與環境政策經濟學》雜志共同編輯，《能源雜志》《產業組織評論》等雜志的編輯委員會成員，英國能源監管機構的外部經濟顧問，英國國家電網、荷蘭能源、瑞士羅氏等公司的咨詢專家，等等。并且，他已經出版10本專著，發表了超過60篇關于效率分析、能源政策和商業道德方面的文章。

 

就讀博士時，恰逢英國處在電力企業私有化進程中，于是在導師的建議下，他的博士學位論文主題被確定為“公有制與私有制電力企業行為間的差異”，論文中整理分析了14個國家的數據，展開了頗具國際視野的探索。從那時起，他就開始持續研究電力市場監管與市場設計問題，至今已有二十余年了。

 

毋庸置疑，這是一位資深的能源專家。然而，他又從不被局限在能源的圈子里打轉轉，而是能將眾多人文學科與經濟深入地嫁接、融匯起來。

 

在近期主持的一場以“信仰、能源與社會”為題的研討會中，他就著重探討了能源與科技政策背后的人性思維。同時，這也正是劍橋崇尚博雅的人文教育，嘗試打破明顯專業分科、減少學科匠氣的實例之一。

 

從這個維度出發，波利特的能源分析就顯得與眾不同了。其中，最讓我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強調制定能源政策采用“multi-disciplinaryapproaches”，可以譯作“多學科方法”，用他自己的話來解釋，就是“在能源政策制定過程中，需要考慮到經濟學、政治學、人類學、法學，甚至是歷史學、哲學、神學等學科”。

 

我們問教授，這些在普通人看來關系并不緊密的學科，如何集中在能源政策的制定框架之下?對于能源從業者和研究者來說，又該怎么理解呢?

 

他答道：“要牢記，在能源政策中，‘政策’與‘能源’同樣重要。政策制定需要過程，而這個過程往往受到許多不同學科的影響，包括經濟、政治、法律、歷史，等等。有時候能源從業者會忘記，能源政策具有自身的邏輯，而且隨時在同許多其他重要領域競爭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這些領域包括健康、教育和社會政策，等等。事實上，工程學和物理學對能源來說都很重要，但也只能部分地導向‘好的’能源政策。”

 

接著，他又拿英國的《清潔空氣法》來舉例說明，人文社會科學對能源政策的影響力。這一法案的頒布，使得倫敦大幅減少了因煤炭燃燒帶來的空氣污染物排放。為什么研究空氣污染及其對人們健康影響的科學成果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已廣為人知，而《清潔空氣法》在1956年才得以頒布?是因為1952年，倫敦發生了奪去數千人性命的“殺人霧霾”事件。從那以后，公眾對于空氣污染問題以及相應解決方案的人文態度發生了變化，才催生了這一法案?！肚鍧嵖諝夥ā芬脖徽斪饕环N特定的法律工具，賦予了地方政府減少空氣污染、并為此提供金融資源的執法職責。所以說，歷史、政治和經濟對于解釋這個問題來說，都至關重要——無論那些學科在能源部門顯現與否，它們都是重要的。

 

從英國到中國，這一次，波利特教授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國。

 

多年以來，波利特教授在著作和文章中，已經探討總結了包括美國、歐洲、阿根廷、智利、巴西、菲律賓等國家和地區在內的全球電力市場的改革經驗。而開展對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的研究，教授再次投入了巨大的熱情。在英國駐華大使館的協助下，他2016年帶領一個研究小組，來到北京和云南進行實地調研，與中國的專家學者、產業人士和政府官員進行了深入的會談。由于時間緊、日程滿，整個行程中，都是夙興夜寐、辛苦非常，但波利特教授卻始終興致高昂。

 

用他自己的話說，“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電力生產國，相應就面臨著世界最大規模的電力體制改革，這不能不使各國關注這一領域的學者興奮起來”。

 

他的臺灣籍學生楊宗翰對此解讀，背后的動因或許應有兩重;其一，2015年習近平主席訪英，此行直接加強了中英兩國在能源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波利特教授當時也出席了中英工商峰會，所受鼓舞應當不小;其二，中國生產的電量與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全球范圍內都屬最大，在巴黎氣候協定正式生效、“十三五”規劃逐步實施的大背景下，中國電力體制改革及其低碳化的路徑，自然成為學術研究的焦點。

 

事實上，出于這種關注，劍橋大學已經與北京理工大學和華北電力大學成為合作伙伴，建立了長期的學術交流合作關系，為劍橋大學電力政策研究項目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基于系統研究，對于中國電力市場，波利特教授分析指出了諸多問題。其中，尤為突出的一點就是工業電價和民用電價之間存在著較大差距，與美國的電價結構相比較，更能清晰地看出倒掛的問題。教授把2014年兩國的數據進行了對比，先看工業電價，美國的是每度0.0710美元，中國的是0.1068美元，相差0.0358美元，中國的比美國的高出50%;再看民用電價，美國的是每度0.1252美元,中國的是0.0908，相差0.0344美元，但這次是中國的比美國的低27%。教授認為，鑒于國內較低的煤炭價格，中國電力成本總體上應當低于美國，但事實上并非如此?；诿裼秒姵杀撅@著高于工業用電的情況，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政府有必要調整民用電價與工業電價之間的反差，從而增強企業競爭力，同時也能提高居民的節能意識。

 

在他分析模型的所得結果中，工業電價有望降低11%，具體組成如下：電力調度改革，可望貢獻1%～2%;電網公司提高效率，可望貢獻2%～3%;減少由工業電價轉移給居民電價的交叉補貼，可望貢獻5%;減少發電企業和電網的新增投資，可望貢獻3%。而這就是改革的主要經濟驅動力所在。

 

要實現這樣的目標，在波利特教授看來，就需要重組電力部門。他認為，英國、挪威和美國得克薩斯州都有很好的全面、高效的改革案例。具體來說，就要從市場重組和所有制調整、二級輔助市場設計、適當的經濟管制、有效促進低排放技術發展應用，以及適當的轉變機制等五個方面著手。再進一步，則包括創建完全競爭的批發和零售市場，適當使用輔助服務的價格信號，強化需求響應和傳輸能力配置，采用有效的監管工具和激勵規則，等等。

 

此外，中國還需要解決自身非常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一定程度上，要靠提升燃煤、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發電的效率。憑借成功的改革，中國能夠大幅降低電力價格，同時減少煤炭使用，增加成本可以接受的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使用。電力需求增速的放緩，意味著中國是時候開始重新部署體量巨大的電力部門，并且允許未來的投資能夠更多地為市場力量所主導。

 

被問及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的前景，波利特教授的態度是相當樂觀的：“電改‘9號文’明確了值得稱贊的改革意圖，并且要解除當前電力行業存在的一些(過于繁雜的)監管安排，一些電力交易所已經投入運營，售電側放開有了實質性的進展，政府正在恰當而謹慎地推進全面的市場改革。”因此，他特意強調：“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的前景是光明的!”

 

波利特教授的結論，再次印證了“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其中他國的經驗同樣值得借鑒;同時，他也告訴我們中國的改革要結合自身特有的背景，并且不能忽略能源以外的其他因素。

 

不過，教授也并不是每件事都要按照邏輯分析的。曾有學生問他：人們是否可能完全運用商學理論或者經濟分析，來幫助做出人生中的一些重大抉擇，比如是否讀博士、如何選工作、與誰結婚生子?教授大笑道:“很多時候，我們需要的不是理性的大腦，而是要問問你自己的心。你會禱告嗎?哈哈!”

 

最后，問題回歸到所有研究工作的初心，波利特教授認真地回答說：“我是一名基督徒，這幫助我保持了在更大背景下對工作和生活的遠見，并且激發了我對于周圍世界變化的興趣，提醒我人與上帝相互之間的重要性。建設性理想主義是世界更加需要的，我希望通過研究經濟學，可以使世界更美好!”

 

原標題:邁克爾·波利特：中國電改樂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