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售電觀察

來源 | 中國電力企業管理

“電力壟斷第一案”的出現有其必然性，它反映出在電力市場化改革的初期，無論地方政府，還是電力企業，都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但這樣案例的出現或許并不是壞事，就像青春期的孩子，成長中的煩惱可能更有利于心智成熟。

被稱為“全國電力價格壟斷第一案”的山西發電價格約定事件依然“未完待續”，是持續發酵，還是戛然而止?沒有任何跡象可尋。

有人認為，山西省電力行協是在錯誤的時間、用錯誤的方式、達成了一項錯誤的約定。

時間回溯到2016年。去年一月，山西省電力行業協會組織部分火電企業召開座談會，9家電力集團、15家獨立發電廠達成公約，其中提出，根據市場情況，各大發電集團及發電企業，按照“成本+微利”的原則，測算大用戶直供最低交易報價，省電力行協加權平均后公布執行。

且不論“電力壟斷第一案”后續走向究竟如何，單是分析“公約”事件成因，就能還原在電力體制改革洪流中，發電企業的生態環境，進而，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新一輪電改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或許這些矛盾和問題的暴露，會對電改糾偏大有裨益。

眾所周知，自從“電改9號文”頒布后，各地紛紛出臺了電改實施方案，不約而同地將降低電價作為重要目的之一。原因很簡單——讓利本地工商企業，振興本地經濟，服務當地民生。

實際上，地方政府的改革訴求無可非議。有道是，守土有責。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本就是地方政府的份內之事。盡管法不容情，但是，感情往往會不自覺地投射到干巴巴的條文之中。

然而，在晉發電企業大部分是央企，在煤價追漲、電價降低的情況下，很多企業的經營狀況朝不保夕，利潤空間被逐漸壓縮，有的甚至已經跌破虧損紅線。

表面上看，這是來自電力市場的力量傳遞到發電側，實際則是央企利益和地方利益的角逐，而地方利益日漸占據了上風。

應當承認，改革是一次利益的再調整過程，但改革也是一次利益的再平衡過程，如何平衡好各方利益?恐怕也是深化電力體制改革必須正視和解決的重點之一。

如果說大用戶直供電發軔之時，一些發電企業尚可薄利多銷，以量換利;但是，隨著改革進一步深入，大用戶直供電全面鋪開，為了獲得更大市場，許多發電企業已經難以自持，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陷入惡性競價的被動局面之中，個別發電企業甚至到了越發越虧的境地。

山西境內的很多電廠可以加上一長串的前綴：責任央企、改革主體，以及諸多國字頭的榮譽稱號。正因為如此，這些市場主體不可能、也不被允許停機不發，即便虧損也要保證供應。這也是我國的電力市場主體與西方電力市場主體的不同之處。

在這樣的改革生態和經營環境之下，發電企業“抱團取暖”固然沒錯，錯就錯在“相約而同”，形成價格聯盟。山西省電力行協急會員單位之所急，扮演著“紅娘”的角色，初衷良好，豈料是錯上加錯。畢竟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沒有約束的市場注定一盤散沙。

“電力壟斷第一案”的出現有其必然性，它反映出在電力市場化改革的初期，無論地方政府，還是電力企業，都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但這樣案例的出現或許并不是壞事，就像青春期的孩子，成長中的煩惱可能更有利于心智成熟。

據媒體報道，6月7日，南方能源監管局、廣東省發改委聯合下發了《關于建立廣東電力市場反壟斷聯合執法工作機制的通知》。有評論認為，正是山西“公約”事件催生了此文出臺。其實，下一步如何升級電力市場管理版本，完善電力市場規則體系建設仍將是政府有關部門的重中之重。

同樣，作為電力市場重要主體的發電企業應當進一步提升市場意識，適應電力市場改革生態，而非延用計劃經濟的思維模式，任性、率性而為。

最近，《人民日報》罕見連續發表評論文章，直陳“最低價中標”危害性。其實，以降低電價為目的電改方案與“最低價中標”異曲同工，值得思考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