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高的補償標準不可持續

“現在這么高的補償標準,一定會造成大家有機會就改造,或者想辦法改造。”

袁家海說,“目前深調市場不是真正的輔助服務市場,而是電廠和電廠之間提供服務,你調了我不調然后我給你出錢的一個市場,這就會出現行政確定的補償標準承受不住的問題。我估計今年或明年這個問題就會非常快地顯現出來。”早期電力系統沒有任何靈活性、補償高一點可以，但不能一直用這樣的標準做。

據介紹,目前補償主要是針對熱電解耦機組的,以后肯定會考慮到常規機組最小出力的改造。但這塊相應的改造成本可能更難估算,因為監管部門很難掌握不同電廠穩定最小出力需要的成本。

《報告》指出,隨著靈活性改造的實踐越來越多,當前較高的補償標準是不可持續的,因此必須有序推進火電靈活性改造,不斷完善輔助服務的補償政策,避免價格扭曲,推動補償報價向均衡點移動。

項目組認為,目前深度調峰機制是在計劃框架內做的局部性市場化改進,只是一個深度調峰變相服務。價格怎么定?有一個報價的方式來定。實際上成熟電力市場中是沒有深度調峰這個輔助服務產品的,它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輔助服務。真正意義上的輔助服務只有調順、調壓、黑啟動調項,沒有深度調峰這項服務。國外主要通過分時電價號導市場主體在高峰和低谷時段調整出力來解決。

新動能時期的兩大不確定因素

在過去,重工業和第二產業用電與全社會用電量趨勢是一致的,舊動能直接決定著電力消費走勢。從2014年開始，中國經濟開始進入新常態,經濟増長的新舊動能也處于切換階段。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進入新動能時期的電力消費走勢又會是什么樣?袁家海認為,有兩大不確定性的因素。

第一是電能替代。在電力過剩尤其是強力治霾改善空氣的背景下,電能替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

“目前已經宣布到2020年電力替代要完成4500億度電的目標。據國網的數據,2017年就完成了差不多1000億度電的目標。所以這是我們這兩年電力消費增快的一個很大的動因。”袁家海表示。

電能替代對于需求側管理也提出了現實要求。《報告》提到,影響煤電供給側改革最大的不確定性因素來自需求及負荷增長。在穩步推進電能替代的同時,須著力發掘電力市場化改革中的需求側資源,充分重視需求響應對優化負荷曲線、保障電力平衡、抑制電源投資不合理增長的功能。建議有關部分盡快把需求響應納入電力規劃。

第二是高耗能行業的退出。“大家都知道它要退,問題是什么時候退,這里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袁家海說,2014年和2015年電力消費之所以出現超低增長,是因為中國經濟失去了舊動能,而新動能還未成長起來。到了2016年、2017年,新動能已經初步成型。“至少從高附加值產業來看,新動能成型了。2018年頭兩個月高附加值制造業用電數據增長將近20%,非常快。”

但在其看來,到目前為止,舊動能并沒有真正的退出。2018年之后一定會出現新動能加速發展、舊動能退出的情況。“這里存在不確定性,不知道什么時候會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