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周慧之

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自4月2日起,對原產于美國的128進口商品中止關稅減讓義務,在現行適用關稅稅率基礎上加征關稅。此次關稅政策調整旨在平衡美國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加征關稅措施給我國利益造成的損失。

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出口產品加征關稅,依據的是美國2017年對中國發起的“301調查”,此舉也被多方解讀為針對《中國制造2025》。歷史上,美國總共對中國發起過六次“301調查”,最近一次發生在2010年,針對的是中國的清潔能源補貼問題。當時奧巴馬政府發起的“301調查”,覆蓋了中國的風電、太陽能、高效電池和新能源汽車領域154家企業。這次摩擦,最終以中國同意修改政策中涉嫌禁止性補貼的內容得以協商解決。禁止性補貼在貿易實踐中又稱“紅箱補貼”,是指世貿組織反補貼協議規定禁止成員方給予或者予以維持的補貼行為。由于禁止性補貼直接紐曲進出口貿易,反補貼協議對此類補貼以及維持此類補貼的行為予以嚴格禁止。

事實上,不只是新能源領域的補貼引來了外部國家的“大棒”,中國對于化石能源的高額補貼同樣備受爭議。更為重要的是，化石能源的補貼數額更大、更為隱性,對于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目標的實現,也制造了更多的困難。

值得注意的近期事件是,4月1日環境保護稅正式實行。3月23日,《可再生能源電力配額及考核(征收意見稿)》下發。3月7日,美國首次提出“能源新現實主義”。該如何理解這系列事件?

化石能源補貼與環境保護稅:硬幣兩面

2009年,美國在當年G20峰會上提議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補貼。而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正是提供這類隱形補貼情況最為嚴重的國家。

IMF提供的一組數據顯示,2015年全世界的能源補貼約5.3萬億美元,而中國的能源補貼占到了全球補貼總額的43%,達到了2.27萬億美元,并占到當年GDP的20%。相比之下,位列排行榜次席的美國能源補貼數額為0.69萬億美元,相當于中國的三分之一。

其中,中國對于煤炭的補貼就高達2.13萬億美元,占到2015年能源補貼總量的93.8%。對于石油的補貼為1117萬億美元,約占5%。不難看出,僅煤炭和石油兩類化石能源品種,就占據了中國能源補貼總額的絕對多數。

因此,有聲音認為,中國對于可再生能源的扶持政策，是對于可再生能源“正外部性”的認可和體現。該觀點認為,如果將對于煤炭的補貼轉移部分給可再生能源,中國的可再生能源將有機會釋放更多競爭力。

如何理解能源補貼,尤其是化石能源補貼?

IMF認為,這主要是能源價格當中未能考慮的一種“外部性成本”,包括全球氣候變暖、當地空氣污染、交通堵塞及事故帶來的國民經濟和人民健康方面的損失。從IMF統計的中國能源補貼構成來看,“當地空氣污染(Gobnwarming)”這一項的補貼數額,就達到1.73萬億美元。

OECD貿易和農業司(自然資源政策部門)貿易政策分析師JehanSauvage此前在接受eo采訪時表示,中美雙方明確了“低效的化石能源補貼”的定義。最普遍的補貼形式包括:財政支出補貼;稅收優惠措施;政府為支持化石燃料使用或生產以免費或低于市場價格的方式提供的附屬物資或服務;要求非政府實體以低于市場價格的方式向化石燃料生產者提供特別服務,或要求非政府實體購買超過市場需求數量的化石燃料或相關服務。

2016年9月,中美在G20框架下的低效化石能源補貼同行審議報告發布。在中國的自述報告中,包括化石燃料勘探開發和開采、煉化加工、發電和供熱、交通運輸燃料、居民生活化石燃料5個方面9項補貼將逐步被取消。油氣、燃煤發電與供熱行業將受到最大沖擊。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能源補貼尤其是化石能源補貼,對于基礎薄弱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在經濟快速增長期和培育支柱性產業的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階段性作用。

然而,當經濟發展從“注重速度”過渡到“強調質量”階段時,化石能源補貼造成的社會福利損失也開始受到更多重視。

2018年4月1日,環境保護稅將正式開征。這也是中國首個以環境保護為導向的稅種,征稅范圍為直接向環境排放的大氣、水、固體和噪聲等污染物。

“征稅”與“補貼”相當于硬幣的兩面,環境保護稅的征收不僅有助于減少中國對于化石能源的補貼力度,削弱高耗能企業的競爭力;而且對于中國政府致力清潔能源戰略來說,也將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有意思的是,中國政府的清潔能源戰略與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新現實主義”,正好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

“能源新現實主義”PK可再生能源戰略

巧合的是,在3月23日中國回擊美國貿易戰的同一天,《可再生能源電力配額及考核(征收意見稿)》下發。

該征收意見稿對各省明確了“可再生能源配額指標和“非水可再生能源配額指標”,力度不可謂不大。

盡管市場對于這份“強制配額制”文件的落實效果存疑,但對于可再生能源從業者而言,這依舊是吶喊多年后的一份驚喜。也彰顯了中國政府對于推進清潔能源戰略的決心。

時間再往前倒推兩周。3月7日,在體斯敦舉行的2018年劍橋能源周上,美國能源部長RickPerry首次提出了“能源新現實主義”。這是美國對于以化石能源來實現能源獨立的自信。

RickPerry對于“能源新現實主義”的闡述是:美國今后的能源政策將回歸到‘現實主義’的政策上來,更多地依靠國內能源,更多依靠技術創新(例如頁巖油氣的開發)來解決能源安全問題。同時,不是要去除化石能源,而是要清潔、高效地利用化石能源,要讓能源產業成為美國經濟増長的主力,解決更多就業問題。

該理念一經推出,即在國內獲得了大量的關注,也觸動了許多敏感的神經。尤其在國內煤炭清潔利用推進艱難、天然氣降成本不易、可再生能源推進配套成本過高的背景之下。

在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大力推行可再生能源、“再電氣化”戰略時,美國推出的“能源新現實主義”—力導于化石能源出口與創新技術輸出,恰顯針鋒相對。尤其在中美貿易戰前后,這也促發了諸多業內人士對能源安全戰略的重新審視。

事實上,美國完全有能力有底氣以“能源獨立者”的身份,向全世界宣揚“能源新現實主義”的理念,并且指著賴以自豪的頁巖技術告訴后來者,“缺的不是資源,而是創新技術。”RickPerry在本次演講時表示,能源新現實主義的核心要義,是通過技術創新使發展經濟與環境保護可以兼得。通過技術創新,不僅可以生產出更多的化石能源,還可以提高它們的清潔化利用程度。

去年美國已經成為天然氣的凈出口國,LNG已經出口到五大洲27個國家。美國內政部長RyanZinke表示,還將實質性改善油氣基礎設施的審批速度。

與此同時,RickPerry還強調,美國會盡力幫助有志于此的國家,“輸出我們的技術與經驗,能夠幫助拉美、非洲、亞洲實現他們自己的能源復興。”

或許可以理解為,這依舊是對產能輸出的消費市場與貿易話語權的爭奪。也就不難理解,為何特朗普政府要廢除前任奧巴馬時期的“清潔電力計劃”,并宣布退出(巴黎協定》。

而另一邊,中國也在海外積極布局并輸出自己風電、光伏發電以及核電,并在國內發力推行可再生能源戰略,承擔更多的減排任務。

中美之間的較量,或許在能源領域得到了延伸,這是可再生能源VS化石能源的一場明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