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馮潔

能源經濟學家的作用是什么?答案之一是:重申常識。

高質量發展要求實現能源革命，完成產業轉型，挑戰在于:第一，我國仍處于以工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階段，必須直面以工業為重點的綠色發展現實，不能單純地依靠調整產業結構解決環境問題;第二，從來不存在既便宜又清潔還供應充足的能源這就需要決策者在我國的資源稟賦和發展偏好下做出權衡和抉擇，有舍有得;第三，如果全球對氣候變化問題嚴肅對待，化專，氣候變化問題很有可能成為化石能源的終結者石燃料成本高企，也會給可再生能源行業帶來相對成本優勢的反轉

事實1:中國仍是工業國家，解決環境問題以工業為重點

在11月23日結束的2018上海能源創新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史丹表示，以不變價格計算1978年以來我國三大產業增長對GDP的貢獻發現，工業增長的貢獻最大，“去掉價格因素后，服“ 務業增長在GDP中的占比還不是特別大。”這意味著，“有人說我們現在已經進入服務經濟時代了，完全可以解決生態環境問題，但實際上不是這樣。”

史丹表示，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基本上有兩個共識:第一，經濟發展失去工業支撐就失去了動力，所以德國有工業4.0，美國有再工業化，日本提倡綠色發展;第二，傳統的工業化模式不可持續，要實現綠色工業化或者低碳工業化。新型工業化與傳統工業化的最大區別是發展理念的轉變。傳統的工業化是市場機制自由發展，以經濟價值、自我效用最大化為核心的選擇。綠色工業化是對這種觀念的修正和拋棄，要實現綠色發展，要對生態環境影響最小，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關于能源轉型，中國的能源要跨越式發展，實現從煤炭到可再生能源的轉變。其中，油氣承擔過渡功能，過程越短越好。在生態環境、清潔發展和國家安全方面，安全永遠排在第一位。由于我國市場機制還不健全，需要必要的政策支持促進轉型，舉個例子，如果完全按照市場選擇，很多人是不會選擇天然氣的，會回到燒煤的老路上。這個時候需要政策支持促進轉型。還有推動能源體制的革命，也是綠色發展和能源轉型的重要內容。現在很多人說技術也成熟了，經濟性也不錯，但是就是轉不了，很多就是體制機制的問題，體制改革滯后。

事實2:在能源補貼大量存在的前提下，中高收入群體沒有立場抱怨能源價格高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能源經濟系主任鄭新業強調，現代能源經濟體系建設，必須尊重國情和稟賦約束。我國的國情是工業比重高，經濟結構中高耗能產業多，同時人民收入水平較低，為高品質能源支付較高價格的意愿較低。這一現實要求繼續進行能源市場化改革，加強自然壟斷環節的監管，優化協調不同政策工具，減少因政策疊加和沖突造成的損失。由于存在既要供給充足、又要價格合理還要清潔環保的“能源不可能三角”，就需要決策者在我國的資源稟賦和發展偏好下做出權衡和抉擇，有舍有得。

在鄭新業看來，中國能源發展有10大事實不容忽視:其一，能源供需總量不平衡，供給壓力大，盡管能源強度不斷下降但仍高于OECD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

其二，能源結構以煤為主，電源結構以火電為主，新能源發電及占全社會用電量比重不高，環境與碳排放壓力大。由于不同能源品種的交叉需求彈性不同，能源價格、基礎設施、環保政策和政府補貼等因素，都會影響能源品之間的相互替代關系。

其三，政府、企業和居民都擔心能源價格的沖擊。我國電價存在交叉補貼，能源支出占生產成本和生活成本比重上升，但要區分不同能源價格對不同產業的影響，不能一概而論。此外，能源價格波動的宏觀影響要具體分析，大量研究表明，國際油價對國內物價水平的影響較小。同時，需要重新思考能源領域的“大宗商品”概念。能源產品與農產品有本質差異，稀缺性、產業組織、需求彈性以及外部性上都與農產品差異較大。

其四，不同人群用能存在差異且能源補貼規模巨大。按收入水平區分人均年用電量，高收入戶的現代能源如電力、管道燃氣等的消費量高于低收入戶，低收入戶的傳統能源如煤炭消費高于高收入戶。這意味著，對現代能源消費的補貼，更多的是補“富人”。同時，能源支出對不同人群的影響差異也較大，以水電燃料等支出占比來看，低收入人群由于燃料支出比重高，比高收入群體更易受到能源價格的影響，比如，水電燃氣的消費支出，在最困難群體中的占比高達9.51%，而在最高收入群體中僅占3.42%可以跟能源消費支出對比的是在外出吃飯支出，最困難群體的外出吃飯支出比例只有4.67%，最高收入群體則有9.11%。這說明高收入人群在外吃飯多，低收入群體主要在家做飯吃。居民消費的電力、燃氣等能源都是享受了補貼之后的價格，中國的能源補貼規模很大，另外該征的稅沒征也叫補貼。因此，在談居民用能源價格時，其實中高收入人群是沒有立場抱怨的。

其五，我國的經濟是能耗堆砌型發展，轉型壓力大。制造業也是整個附加值的主要來源之一，高耗能行業能源需求占比超過一半，六大高耗能產業占我國二氧化碳直接排放的80%，中國制造的高耗能產品在全球產量中占比高。

其六，計劃體制壓制勞動生產率。發電小時數倒掛，高效率機組得不到合理的發電小時數，國外優質能源進不來。其七，能源缺口擴大，數量風險和價格沖擊壓力大。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時，我們是能源出口國，出口創匯，那時希望的國際經濟秩序是能源產品漲價，發展到現在，我們是主要的能源進口國了，又希望能源價格降低。這個立場不能說有錯，但要在國際經濟秩序的視野下考慮，在“帶一路”的背景下，要有相對一致的能源價值觀。其八，中國能源需求在全球比重不斷提高，已經超過20%了。與此同時，中國的能源對外投資穩步增長，能源貿易占全球比重提高。這意味著，中國的能源需求對世界的影響很大。同時意味著，他國的匯率、氣候變化政策、產業政策、監管政策，都和中國對外投資有著直接關系，必須在全球視野下制定能源政策和企業戰略。

其九，節能減排與發展權存在兩難選擇。我國的能源大省一般都是經濟較落后的省，不調控這些省問題解決不了，調控這些省的話，靠他們自身解決問題的能力很差。這是決策層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如果全中國都是上海、浙江，問題早解決了，浙江、上海工業高附加值，漲一點電價沒有太多影響，中西部漲三五分電價很可能廠子就倒閉了附加值程度不一樣，能源政策給各地帶來的沖擊也是不一樣的。其十，能源領域市場體制與監管框架初步建立。表現為煤炭領域整體實現市場化但有計劃逆轉現象;電力市場化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成品油市場化改革方向初步明確;天然氣市場化改革穩步推進，整體而言，能源領域市場化改革有成但存在問題。

事實3:要發展對經濟增長友好的碳管制，采取更務實的氣候戰略

氣候變化和我們的日常工作生活關系大嗎?昆山杜克大學環境項目主任張俊杰教授的回答是，稍遠，但氣候變化是能源工作長期的系統性風險。大家熟知的一句話是，石器時代的終結并非由于缺少石頭，當一種燃料退出舞臺，不是因為這種能源不可得，而是與成本有關。

“如果把中國煤電的二氧化碳排放折算成碳的社會成本，取一個中間值，”張俊杰說，“目前的度電價格要上漲0.31元，這意味著基本電價要翻番了。”由于碳排放的收益主要體現在當下，而損失體現在未來，這一折算方法的關鍵在于如何衡量未來的價值。

“如果全球對氣候變化問題嚴肅對待，化石燃料成本高企，也會給可再生能源行業帶來相對成本優勢的反轉。”張俊杰解釋說，“這種情形下，氣候變化問題很有可能成為化石能源的終結者。”

氣候變化國際治理領域有一個共識，即中國對氣候變化的態度取決于國際社會對于氣候治理的態度，國際氣候治理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美兩國的互動。在這一背景下，由于特朗普政府對氣候變化問題傷極美國經濟根本的擔憂，美國對《巴黎協定》的不感冒，不少聲音認為，中國應該填補美國缺席的氣候領袖的位置。張俊杰的看法是，務實更重要。

首先要看看美國的氣候領導力代表什么。首先是排放的領導力，如果從歷史累計的排放量來說，美國還是絕對的頭號排放國。第二，美國是國際氣候資金的主要貢獻者。如果美國撤出，美國此前要承擔的17%的全球氣候資金缺口，中國是不是要填上?第三，全球低碳專利有三分之一是美國企業申請的，中國如果承擔氣候變化的領導，是不是有能力有技術來當好這個領導。

美國兩黨由于政權更迭產生對于氣候變化問題的態度波動，這對于美國討價還價拿到更好的條件是非常有利的。總統談完了，說國會不同意，得給更好的條件，這也是一種策略。中國的體制優勢是一錘定音國際協議違約率特別低，這是優點。同時，如果對國際協議采取更加靈活的態度，也有利于中國獲得更好的利益。

對于中國應該采用何種氣候策略，總結一下有三點。

第一，中國氣候政策應該基于自身利益，不應該隨著美國政治的更迭而動搖。有關于氣候政策、氣候管制的協同效益，無論是環境協同效益還是經濟協同效益還是技術協同效益，并不需要特別強調，道理已經很清晰了。美國短期內返回《巴黎協定》希望渺茫，很多人希望特朗普落選，目前的情況是，特朗普現在的政策在美國其實還是有比較高的支持率的，他重新當選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即便是民主黨能重返白宮，也很難短期內回到奧巴馬的氣候政策，中國的氣候政策應該是基于自身利益的需求。

第二，現在經濟發展面臨著非常大的困難，這種情況下一定要發展對經濟增長友好的碳管制，用市場化手段。希望能夠配套財稅改革，一個增上來了另外一個就要減下去，企業總體宏觀稅負至少不變，但稅收結構改善了。

第三，國際合作。中國一定要以貿易為“矛”進行氣候變化合作，中國最大的競爭力就是產業和貿易，拋去了這個做氣候變化是很不值得的。歐美國家集團通過氣候變化希望能夠促進經貿。

另外“一帶一路”“南南合作”主要做什么?最重要的是要防止中國的產業大規模轉移到“一帶一路”國家，我們希望通過“一帶一路”和“南南合作”的平臺把這些國家的碳管制標準和環境標準提上來。